“近者乐其泽,远者慕其风”:论张栻治理湖北的历史贡献

2023-07-27

——兼论其为政之道的理学意蕴


周接兵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334001)


摘要:张栻治理湖北是在晚年,而且是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其中体现的治国理政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张栻集理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站在君臣大义,国家大义和民族大义的高度,以务实的作风,在弥盗安民,整顿军务,推行教化,惩治贪腐等方面对荆湖北路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取得了不菲的政绩。不仅对当时的湖北还是后世,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南宋时期的历史背景,时代问题,以张栻治理湖北为视角,系统梳理张栻在湖北的政绩作为和具体措施,进而结合其理学思想揭示其治绩背后的理学意蕴与政治逻辑。


关键词:张栻;湖北;为政之道;理学


提到张栻,学界的一般简介是:张栻(1133—1180),字敬夫(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南宋时期“东南三贤”之一,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等等。这类简介是从思想史、哲学史、理学史的角度出发,将张栻定义为一个超然于世的理学思想符号。而且学界对张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理学、哲学、伦理、教育、学术传承与学术交往等方面的思想,种种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可喜可贺,毋庸非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超然的理学、哲学符号相比,张栻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且是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面临着当时亟待解决的种种时代课题。如果脱离张栻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语境,脱离他一生的生命活动轨迹,纯粹地论述思想,显然缺少灵魂,更无法理解其理学思想背后的现实指向和深层逻辑。诚如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指出的,“宋代的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而后的明、清。”1张栻与朱熹以及其他理学家一样,首先是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有着基本的时代问题和政治面向,有着得君行道进而对上致君尧舜,对下化民成俗的经世致用的强烈政治理想、政治愿望和政治行动。从孔孟儒学传统的思想资源看,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贯政治诉求。张栻作为一名儒者,自然是内圣外王兼而有之者,尤其是其在政治方面的作为和成就不容被忽视。诚如清代学者郭世阊所指出的:“夫以南轩先生之贤,政绩奏议,炳于史鉴,性理文章,载之全集,固彰彰矣。”2这里,“性理文章”是指理学思想,属于内圣方面,学界研究多;“政绩奏议”则是政治理想与政治作为,属于外王方面,学界研究则少之又少,诚为憾事。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结合南宋时期的历史背景,时代问题,以张栻治理湖北为视角,作一个案研究,系统梳理张栻在湖北的政绩作为和具体措施,进而结合其理学思想阐发其治绩背后的理学意蕴与政治逻辑,看看张栻如何将内圣与外王,“道学”(理学)与“治术”(政治)合而为一。

张栻的为政履历与政治能力

张栻治理湖北是在晚年,而且是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其中体现的治国理政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离不开之前政治履历的积累和政治思想的铺垫。因此,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其湖北之政,我们不惜笔墨,依据《张栻年谱》,简要梳理一下他在到任湖北之前的从政之路。

张栻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张浚是高宗朝宰相,一生忠君爱国,在抗金问题上始终是坚定的主战派。张栻自幼随侍父亲左右,秉受庭训,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熏陶,“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传”。3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召见刚荫补为右承务郎的张栻,张栻进言,希望皇帝勿忘靖康国耻,“稽古亲贤以自辅”,革除因循之弊。此乃张栻初次入仕并直接对皇帝发表政见,深得皇帝嘉赏,“遂定君臣之契”。4翌年春,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组织隆兴北伐,张栻在父亲府内辟宣抚司都督府,负责书写机宜文字,“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凡所综画,虽幕府诸人极一时之选,皆自以为不及”,显示出高超的文字功底和理政能力。随即获得皇帝提拔为直秘阁学士。孝宗在诏书中高度称赞:“尔议论文章,卓然名家,浸以所学未伸,今命尔为学士,以待不次之恩。……惟尔之才,不患无位。”5

隆兴二年(1164),金兵南侵,突破两淮防线,逼近长江,隆兴北伐失败,罢兵讲和。张栻不胜君亲之感,上疏皇帝,要求“誓不言和,专务自强”。6

乾道二年(1166),广西发生群盗叛乱,湖南安抚使刘珙向张栻询问平定之策,张栻筹策得宜,很快平定叛乱,初步显示了张栻高超的军事才干。7

乾道五年(1169),张栻知严州,上疏皇帝,格君心之非,要求皇帝明义利之辨,去除“私意”,“见义必精,守义必固”,并表示,要恢复中原,先要得中原之心,要得中原之心,先要得“吾民之心”,当务之急,须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严州到任后,遍访民间疾苦,发现丁盐钱绢太重,请旨蠲免了是年一半赋税。8

乾道六年(1170),张栻被任命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再获孝宗召见。皇帝认为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可乘机讨伐。张栻认为,国内连年多水旱灾害,百姓困苦,国家兵弱财穷,官吏腐败,即使金国可讨伐,恐怕不足以成功。所以讨伐金国必须得有“必胜之形”,“必胜之形”不在于两军对阵,而在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孝宗叹息褒论,以为前未始闻此论也。9

张栻在朝,多次受到皇帝召见,与程颐、朱熹等其他理学家一样,借此机会以理学思想格君心之非,“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幸,屏谗谀之意”。10触犯了当时宰相和近习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忌恨,合力排挤而被罢官贬谪11。居长沙两年,从事学术与教育活动,并于癸巳年(1173)修订完成《癸巳论语说》和《癸巳孟子说》两部著作,注解阐发孔孟仁政思想。

淳熙二年(1175),重新被起用,被任命为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今广西境),到任后,积极着手兴利除弊,主要做了如下工作:经济上改革财赋,盐政;军事上推行保甲法,淘汰羸弱,组建强有力的地方武装,整训军队,提高战斗力;民政上发布《谕俗文》,安抚少数民族,改革马政;教育上立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颁布《三家婚丧祭礼》于静江学宫等等,种种惠政,不止一端,使得广西在短短一年之内全境达到了“非惟弭盗,亦且息讼”12的善治境界。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到:一,张栻为官,清正廉洁,坚持原则,不阿谀奉承皇帝。二,张栻为官,对上则格君心之非,对下则勤政爱民,极力革除弊政。三,在抗金问题上,张栻与其父张浚一样,是坚定的主战派,但并不是凭血气之勇,而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强调“誓不言和,专务自强”,先修内政,待国力民力强大之后再一雪前耻。四,张栻在平定盗贼叛乱中显示出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四,与其他理学家相比,张栻更容易接近皇帝并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获得得君行道的机会。

荆湖北路的战略地位及当时面临的形势

要论述张栻对湖北的贡献,首先要弄清楚南宋时期的湖北在当时国家政治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当时面临的经济、政治形势。

张栻所治理的荆湖北路是今天湖北的前身,但在行政区划上与今天的湖北有所差别,并不完全重合。据《宋史》记载,南宋时期的荆湖北路包括:江陵(路治首府),常德,德安三个府;鄂,岳,归,峡,复,澧,辰,沅,靖九个州以及汉阳,荆门,寿昌三个军。13主要地跨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而今天湖北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当时隶属京西南路;湖北东南角的兴国军,当时隶属江南西路;西南角恩施,利川等地的施州,隶属夔州路。

宋室南渡后,在战乱中艰难立国,在长期与金国的对峙斗争中逐步在从秦岭到淮河的漫长边境线上依次形成了巴蜀、荆襄、江淮三个主要军事战区,三大军事战区之间是否紧密配合,措置得宜,关系南宋的生死存亡。荆湖北路所在的荆襄战区(范围包括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即今湖北全境和湖南部分地区)由北宋时期的腹地转变为南宋战略前线,且居于三大战区之中,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荆襄战区南带长江,北扼唐、邓,与河南相邻;西北溯汉江而上,直抵巴蜀汉中盆地,号称门户;东通江淮,为吴越屏障;南控荆楚,兼护两广,“进可以蹙敌,而退可以保境”14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于荆襄战区的战略地位,我们略引若干时人的看法以为佐证:如南宋陈亮曾指出:“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15王象之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通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以荆江为重镇,甲兵之所聚者在焉;……北滞强胡,西邻劲蜀,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是为朝廷屏翰……”。16刘子翚认为:“今日国家暂保江左形势之地,若缓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东连吴会,北据汉沔,昔人以为用武之地。故三国战争皆出于此,得之者强,失之者弱。”并强调:“宜将荆襄合为一路,增重帅权”,加强战备防守,“一者贯通秦蜀,无断绝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应,三者窥阚中原,有卷席之势,是一举而获三利也。”17张栻的老师,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也曾指出:“荆州财赋甲兵,当江左之半,真天下之重任也。”18此外,从南宋后期形势看,蒙元灭宋实际上就是以荆襄战区为突破口,荆襄一破,南宋土崩瓦解。宋亡之后,忽必烈曾问南宋降将管如德:“宋何以亡?”管答曰:“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19

不过,战略地位重要是一回事,当时的实际形势如何,经营是否得当又是另外一回事。通过梳理史料,我们简要归纳出当时湖北(荆襄战区)至少面临如下亟待解决的严峻形势。

首先,从军事上看,南渡后,宋廷对荆襄战区战略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近弃湖北、远留川陕”20到“经营荆楚,控制上流”21的过程,即从忽视到逐步重视的过程。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经营京湖(荆襄)战区,颇有成效。但宋廷一意和议,又猜忌武将,致使岳飞死后,主战派逐步凋零,武将处处被掣肘,故而三大战区经营逐步松弛,落到只能被动防守,勉强维持的境地。对此,杨万里曾痛心地指出:

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22

显然,在一心和议的政治大环境下,荆襄战区处于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的尴尬境地,战略优势难以发挥。

其次,从经济上看,荆襄本是鱼米之乡,北宋时非常富庶,但到了南宋,由于战乱频仍,致使土地荒芜,百姓流离,经济遭受很大破坏。“自军兴以来,或因贼马残破,簿籍不存”23,致使土地私有产权的混乱,而兵荒马乱,经界(即丈量土地确权)难行,也加剧了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难度。一方面,湖北大量土地荒芜,地广人稀,政府曾设法招诱避乱南来的移民开垦,但是由于客户(移民)和见户(本地居民)矛盾重重,争讼不已24,垦荒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农民缺乏土地制度的保护,再加上朝廷赋税繁重,垦荒成本过高,难以调动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纷纷流亡他乡。25

再次,从社会层面看,两宋鼎革,荆襄地区社会经历了由“乐土”到“盗区”的蜕变,社会秩序日益失范,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刘子羽曾奏:“荆襄昔人用武之地,自丧乱以来,莽为盗区。国家多事,未遑经理。”26程俱指出,“自天下兵动以来,其横溃四方为生灵之祸,国家之忧者众矣。然有叛卒而无叛民,今者江西、福建、湖广之民往往起而为盗,此不可不思其故也。”27这些盗寇包括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相继蹂躏横行于荆、湖之间的以杨幺、钟相、孔彦舟、杨华等为代表的湖寇和孝宗淳熙年间兴起于湖北的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寇。盗寇为何此起彼伏,原因就在于赋税繁重,官吏腐败,侵吞盘剥百姓严重,来源于底层百姓的盗贼,迫于生存的压力,才铤而走险。28诚如胡宏所言:“杨么为寇,起于重敛,吏侵民急耳”。盗寇横行,极大地消耗了湖北的有生力量和资源总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

如此种种,展现出一幅战乱频仍,吏治腐败,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民不聊生,盗贼横行悲惨景象。以至于张栻在上任荆湖北路安抚使之初,就痛心疾首地感叹:“自戎马平宁之后,亦岁时阅历之多。田土膏腴,莫尽新耕之利;人烟萧瑟,靡闻旧观之还。”29

张栻治理荆湖北路与江陵府

湖北乱象,亟待能员大吏前来治理。张栻临危受命,于淳熙五年(1178)五月被孝宗任命为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成为湖北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何选择张栻?一是因为张栻与孝宗早定君臣之契,备受倚重;二是因为历任严州、静江,执政检验丰富,能力超群,政绩卓著,“久任帅阃,绩效有闻”30;三是张栻好友,前任湖北安抚使刘珙在临终遗奏中极力推荐:“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31

是年八月,张栻至江陵莅任,上表皇帝曰:

便私有请,已愧乘轺;改命弥优,又叨分阃。仰承德意,既见吏民。中谢。惟全楚之上流,实皇家之要屏。居吴蜀之会,屹形势之相关;控襄沔之冲,渺规模之甚远。自戎马平宁之后,亦岁时阅历之多。田土膏腴,莫尽新耕之利;人烟萧瑟,靡闻旧观之还。既富庶之未臻,凉恢图之难济,孤圣主有为之志,虚舆人望治之心。谋帅之艰,于今尤甚。岂兹遴选,乃及微臣。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明并日中,仁同天大。念臣服于先训,亦有意于捐躯;谓臣守其愚忠,或可望以立事。肆加明试,不忍遐遗。臣敢不务集众思,勉图来效!事君以勿欺为主,期利害之实闻;御侮以得民为先,当本根之力护。庶几毫发,仰答乾坤。

这里可以看出几点:一是张栻对荆湖北路所在的荆襄战区的战略地位认识深刻,认为此地为皇家要屏,形势相关,必须高度重视,竭力经营。二是对湖北严峻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现状了然于胸,必须痛加整理整顿。三是皇帝,百姓皆殷殷望治,张栻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不忘先父张浚忠孝之训,不辜负皇帝倚重之恩,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勤勉为政,以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四是再次强调抗金的根本之策在于得民心,在于乾道六年被皇帝召见时所说的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内修外攘、进战退守等“必胜之形”,这是“本根”所在。

关于张栻荆湖北路之政,史料并不多,主要有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宋史》本传,杨万里的《张左司传》,王开踔的《宣公年谱》,胡宗楙的《张宣公年谱》等,后四者基本上照抄了朱子的《神道碑》。现根据这几个材料以及《张栻集》中的相关材料,对张栻荆湖北路之政进行梳理。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件大政:

一是弥盗安民。

针对湖北莽为盗区,盗贼横行的情况,张栻深知其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吏腐败,侵吞盘剥百姓,再加上地方官吏不作为,纵容盗贼。因此上任伊始,就“首劾大吏以纵贼者罢之,捕奸民之舍贼者(指窝藏,庇护盗贼之人——引者注)斩之,群盗破胆,相率遁去。”对于普通盗贼,张栻深知其作乱是迫于生计,官逼民反,于是采取攻心之策,教育为本。“喻以利害,俾知革心,开其党与,得相捕告以除罪,其余禁令、方略,大率如广西时。”查张栻在广西时的弥盗之策,主要有“谕以弥怨睦邻,爱惜人命,为子孙长久安宁之计”,“立恩信,谨关防,示形制”等,可谓恩威并用,礼刑结合,赏罚并举,最终使达到了“境内正清,方外柔服”的良好效果。其次,张栻还严厉惩办了隐藏在茶寇背后的地方恶势力,斩断了茶寇与民间势力的利益链,基本上恢复了荆湖地区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32。再次,为了弥盗,张栻还依其在广西治盗之例,推行保伍法,利用民间自身的力量来加强警戒,维持治安。《张宣公年谱》载:

淳熙六年,广西帅张左司奏请施行察盗事,令诸乡结甲。五家为一甲,甲一丁,丁多之家二丁,官户秀才以幹人代。有甲头,五甲为一队,队有队长。在一镇者,则为团长,远村止以保副率。所用器仗随所有,家有梆子,有鼓者听用鼓,遇盗发处,鸣梆击鼓,并出拦截器用令,不用令前率众,不能率众,官为之惩劝。于是县各结甲,申诸州。33

此外,他从民族大义和抗金大局出发,对来自北方金国统治区的部分盗贼进行了宽大处理,《神道碑》载:

并、淮奸民出塞为盗,法皆处死。异时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数人,仍有胡奴在党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讨贼,则疆场之事不宜使数负吾曲。”命斩之以徇于境,而缚其亡奴归之。北人叹其理直,且曰:“南朝于是为有人矣。”

总之,通过一系列举措,平息了作乱多年,祸害一方的盗贼,使得湖北达到“一路肃清,善良始有安居之乐”善治效果。

二是整顿军务。

前文提到,荆襄战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岳飞治理荆襄井井有条,军容大振。岳飞死后,又陷入松弛。主要表现为军纪涣散,武将与作为地方长官的文臣不和,严重影响了荆襄战区的整体作战效能。张栻深知其弊,“军政极坏”,“其势因循”34,“独兵戈间弊病非一”35,于是“礼遇诸将,得其欢心,对普通士兵,则“恤其士伍之私者亦无不至,于是将士感悦,相戒无辄犯公令”,化解了文臣与武将,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关于军队情况,张栻在给朱子的信中说:“荆鄂大军屯营在此者,亦万五千余人,非复岳侯向日规摹。近日曾唤来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将辈见帅司治军似颇有愧色。”36当时朝廷部署在江陵的军队大约一万五千人,与襄阳前线相比,数量严重不足,而且缺少训练,军纪涣散,与当年岳飞驻屯鄂州大军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军队素质均不可同日而语。一旦金兵来犯,江陵作为湖北帅府和都统司所在地,可能会陷入独木难支的窘境。

张栻整顿军务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对于亲兵(朝廷正规军),严明军纪,加强军事训练,根据表现进行赏罚,提高军队素质。又“以信义开怀待之,而号令则不可少犯,颇肃然,无敢干者”37。二是对于义勇军(民兵),则建章立制,“为之立节制总纪”38。具体说来,就是“修义勇法,使从县道阶级,喻以农隙阅习武事,以俟不时按验而加赏罚焉。其后因教则又面加慰谕,勉以忠义而教以敦睦,首领有捕盗者,为奏补官。”张栻之所以重视民兵建设,是因为民兵可以弥补官兵的不足,一旦金兵来犯,缓急可以派上用场,平时则可以用来逮捕盗贼,维护治安。他在给朱子的信中说:“某所恃者有此二万来义勇,所当整顿,缓急有隐然之势”39,“仓促足为荆渚之卫,以壮上流,平时可以捕察盗贼”40。三是义勇的征兵工作。前文提到,荆襄地区客户(移民)和之间见户(本地居民)矛盾重重,争讼不已,见户对客户充满了偏见与歧视,这也在征兵工作上体现出来。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将客户家的男丁全部征来当义勇民兵。张栻以为不妥,这样会导致客户流亡。于是定位客户三丁抽一参加民兵,其他二丁,发放弓弩一张,让其在家练习,三年一考察,实际上等于今天的民兵预备队。张栻此举,比较公平合理,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客户与见户之间的矛盾,“閤境赖焉”。总之,通过上述整军举措,取得了“戎政目修,而士心亦益感奋”的良好效果,实现了张栻“专务团结其心,爱养其力,庶几一旦可共生死”41的既定目标。

三是推行教化。

关于张栻在湖北推行教化一事,《神道碑》,《年谱》均不载。不过我们

在《康熙荆州府志》中找到这样一句记载:

栻孝宗时知江陵府,……暇日,召诸生告语,民以事至庭,随事开晓,具为条教。42

“告语”,“开晓”,“条教”的具体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不过,结合张栻在严州、广西之政,及其平时理学教育思想,可以推断其“告语”,“开晓”,“条教”的教化举措不外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濂溪、二程等先贤祠,率诸生祭拜,通过儒家礼义在士大夫心中确立周程理学道统的重要地位。二是亲临学宫、书院讲学,传播理学思想,批判佛、道,以及当时极为流行的王安石新学等异端思想,践行其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所秉持的教育理念,作育“传斯道而济斯民”43的经世人才。三是如同广西之政,制定《谕俗文》等告示文件,对于普通百姓劝谕化导,禁止不良礼俗,改善民间风俗。

四是惩治贪腐。

《神道碑》载:

信阳守刘大辨者,婺州人也,怙势希赏,诱致流民,而夺现户熟田以与之,一郡汹汹。公为遣吏平章乃定。及是闻北人逐盗有近淮者,则又虚惊,夜弃城郭,尽室南走数十里,军民复大扰。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辨请以见户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复奏曰:“陛下幸哀边民,前诏占田己垦者不复通检,其未垦者二年不垦,乃收为营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辨不务奉承宣布,反设诈谖,亏国大信,以济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满百数,而虚奏且十倍,请并下前奏,论罪如法。”章累上,大辨犹得易他郡以去。

张栻上任伊始“首劾大吏以纵贼者罢之”成功,而这一次却因贪官背后保护伞的强大而与朱熹浙东之政六劾唐仲友一样遭遇了失败,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显示了张栻对贪腐墨吏零容忍的坚强决心。二是表明南宋官场普遍腐败,官官相护的背景下,以张栻为代表的清廉官员周围小人环伺,处处掣肘,处境艰难,纵有千般抱负,亦难以顺利施展。诚如朱子所言“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恶公者忌之亦愈力。”这无疑是张栻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淳熙七年(1180)二月二日,张栻卒于江陵府舍,享年四十八岁。“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枢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44淳熙五年(1178)八月到任至去世,张栻湖北之政历时仅仅一年又六个月,胸中诸多政治抱负尚未来得及施展,诚为遗憾!不过,执政时间虽短,而治绩斐然,深得民心,足以垂青史而不朽。

张栻为政之道的理学意蕴

前文提到,张栻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但通过了解张栻的从政之路特别是湖北之政,我们发现张栻还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张栻的独特之处在于,与那些懵然袖手,高谈性命的理学家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情怀的政治家;与一般的政治官僚相比,他又有深厚的理学素养。他的广西、湖北之政之所以成就斐然,离不开平时与师友讲学问道所形成的深厚的理学的理论基础和工夫涵养。诚如张栻友人廖行之在《为长兄贺张南轩荆南开府启》中所言:“于道得古人之传,以身任天下之重”,“谋非身为,志与时行”,“国家倚重,盖根本之上游;兵民属心,将权舆于大用”45,充分肯定了张栻集学问与才干于一身的理学家官员的光辉形象。那么蕴含于张栻身上的“道”究竟是什么?有必要对其执政之道背后的理学精神作一阐发,以更好地理解其湖北之政的深层逻辑。

如果说朱熹是整个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那么,张栻就是整个湖湘学的集大成者。张栻在长期的与师友讲学问道过程中,建立起以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伦理政治理想为逻辑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这里仅就与政治相关的伦理政治理想背后的理学精神作一探究。

一是经世务实的政治作风。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理、气、心、性四大学派之一,其理论特质是性本论,其思想特质是经世致用。从胡安国的“志于康济时艰”46,到胡宏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47,再到张栻的“传斯道而济斯民”48,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特质一脉相承。张栻经世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他的理学知行观:“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49。黄宗羲曾高度评价张栻之学,称其“见处高,践履又实”50。这种务实的践履之风反映在道德形上领域就是依据理学本体论与心性论的指引,踏实做道德践履工夫,塑造圣贤君子人格;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就是要“传斯道而济斯民”,而张栻两方面都做到了。诚如卫泾在《南轩先生张宣公谥议》中所言:

(张栻)毅然以斯文为己任,采摭遗书,寻绎精义。居敬穷理以立本,开物成务以致用,其学极于广大高远,究其归则不离于简易笃实。故凡见之言语、文字之间,职守、事功之会,无非爽闿明白,务实求是。……实于修德,实于立政,实于备御,……上稽天理,下从人欲,见于行事者,皆至公务实而已。51

以此一连串的“实”来衡量张栻严州、广西,特别是湖北之政,处处可以体现张栻务实的经世风范。

二是义利公私的政治标准。

张栻理学思想最具特色的是义利公私之辩,其义利公私思想上通天道太极,下贯心性、工夫,横摄伦理政治理想,可谓体用兼赅,博大精深。52张栻义利公私思想反映在道德形上领域就是要为士大夫树立君子人格设定首要标准,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要通过政治治理、教育教学、文化传播等手段来平治天下,达到“私径永绝,正逵大通”53最高境界。具体说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反对追求科举和功名利禄的学风,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造就功名利禄之辈,而是造就能够“传斯道而济斯民”,能够“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人才54。二是士大夫要明了出仕之义:“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贵求富也”55,“君子之仕,以义之所存,而非为利禄也”56。三是要杜绝佛、道,以及王安石新学等异端思想的影响,全面纠正“不悦儒学,争驰于功利之末”,视孔孟儒学为“迂阔迟钝之说”的思想风气57。四是要为国家培养“元气”,所谓元气就是“义理”,“义理之所在,乃国家之元气”58,反对功利主义,因为功利主义则会挫败国家元气,导致纪纲扫地,像秦始皇那样,“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祸愈速”59。所以,“君子伸公义而绝私情,行吾典章而已”60

对比张栻湖北之政,可以看出,他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一生信守的义利公私观,他采取的系列施政措施中贯穿的就是君臣大义,国家大义和民族大义。此外,他临终犹遗表奏请皇帝:“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又嘱咐胞弟张杓:“朝廷官职,莫爱他的”61。这些充分表明,张栻一生出仕为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和百姓而奋斗的大公大义。

三是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王道仁政是孔孟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张栻在《论语解》和《孟子说》两部著作中全面继承、阐释和发展了孔孟仁政思想。张栻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将儒家的王道仁政爱民理想与天道本体、义利公私、天理人欲联系在一起,他说:

仁政乃公理所存,不施仁政,济其私,危殆之道也,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62

另一方面又注重建章立制,强调刑罚的重要作用,他说:

因事而制法,而其法皆循乎天理,所谓平其政也。……立经陈纪,纤细具备,而不为姑息之计。63

又说:

明刑法以示之,本欲使之知趋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陷于刑法,则不得已而致辟焉,固将以遏绝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64

观张栻湖北之政,他在惩治盗贼、茶寇、墨吏中贯彻的就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大仁政理念。

五、结论:张栻治理湖北的历史贡献

“近者乐其泽,远者慕其风,此政之善也。”65这是张栻《癸巳论语解》中的一句话,表达了张栻对国家善政的抱负与期望。张栻以自身从政之路特别是湖北之政的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张栻集理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站在君臣大义,国家大义和民族大义的高度,以务实的作风,在弥盗安民,整顿军务,推行教化,惩治贪腐等方面对荆湖北路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取得了不菲的政绩。改变了湖北长期以来盗贼横行的社会乱象,恢复和发展了湖北的经济生产秩序,促进了理学思想在当地的传播与发展,整体上巩固提升了荆襄战区在抗金大业的战略地位。

与朱熹的南康、浙东之政,陆九渊的荆门之政一样,张栻的湖北之政是宋代为数不多的理学家得君行道,治国理政的关辉典范。它有力地改变了长久以来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理学家只知空谈性命,偏向内圣而忽视外王的负面形象。尽管朱、张、陆在理学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是在追求外王,追求王道仁政,追求得君行道,追求理学与政治的统一,追求道术与政术的统一等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与朱、陆相比,张栻与皇帝早定君臣之契,得君更专,政治地位更高,如果不是中寿而卒,极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发挥更大的治国平天下政治功用。

“古人乐其泽,今人慕其风”。张栻治理湖北所展现的雷厉风行的为政之风,大公无私的为官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国为民之心值得湖北乃至全国人民永远铭记、学习与传承!





阅读25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