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名相张浚的治国方略

2023-08-02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张浚南宋前期抗金主战派代表在南宋高宗、孝宗两度任右兼知枢密院事。之际,金兵不断南侵,“内忧外患相仍而起”,“彼势蹙则言和,势盛则复肆”,张浚反对议,力主抗金,恢复旧业、中兴社稷成为张浚治国方略的立足点。其治国方略主要包括力主抗金的对外方略修德立政的内治方略,治兵安邦的军事方略,任贤、经世致用的人方略。张浚的治国方略围绕“抗金”“北伐”“中兴社稷”,主张以战为主,内治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改革、强国、御侮其治国方略实是南宋初期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强兵兴国安邦之略

关键词:张浚治国方略抗金中兴



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南宋名相、著名政治家、南宋前期抗金主战派代表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登进士枢密院编修官、侍御史、川陕宣抚处置使、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等职。在南宋高宗、孝宗时期两度出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时出入将相,以中兴社稷为己任,力主抗金,正如朱熹所:“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惟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于生,奥学妙于心通。勋存王室,泽生民,威四夷,名垂永世。其治国方略有补天术之誉。学界有关的研究主要涉及生平、学派、朱熹《张浚行状》、史浩与张浚之争、张浚与岳飞关系、张浚幕府、张浚与宋金富平之战、张浚《紫岩易传》、张浚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关系、张浚易学思想、张浚与学、新学、佛学关系、事功思想、忠义思想以及对张浚评价等方面,目前尚未见对张浚治国方略的专研究,本文拟对此做一些探讨。


一、张浚治国方略之时代背景及立足点


究张浚的治国方略,有必要回到张浚所处时代,张浚窃惟今日事势,处古今之至难。”两宋之际,国力羸弱,社会动荡,内有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外有金兵不断南侵,宋廷被迫南迁,偏安江左如何挽救南宋国家危亡、中兴社稷、恢复旧业自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为迫切的问题


(一)金不断南侵,“内忧外患相仍而起


张浚在向皇帝的众多疏中频繁谈到当时国家难,“内忧外患相仍而起”,古今未有。不仅有“二帝皇族远处沙漠”的“靖康之耻”(靖康二年(1127)五月而且当时南宋政权面临的严峻形势,张浚在论疏中频频谈及,如在建炎四年(1130)二月:“臣窃惟国家不竞,患难荐。夷虏凭陵,海宇腾沸。二圣久征于远塞,皇未复于中原,而敌国交兵,方兴未艾。郡半陷于贼手,黎元困于涂泥,自古祸乱所钟,罕有若此比。”绍兴七年(1137)正月,言及今日之事,“宫未返,天下涂炭,至深耻,亘古所无。”“南北涂炭,以至今日,肝脑涂地,和好中。”金人侵犯中原,杀戮无辜,知几千万计。虏妇女,劫财宝,其名虽强,其实贼也。“两宫远,四方困穷”。高宗即位以来,“强敌侵陵,远至淮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也谈到金人不断南下侵扰,“自强为残,十室九空,皇皇夹淮,各无所归。”在张浚看来,金人南下侵扰,已危及南宋政权认为国家祸难至此,与文武臣不能悉心图事有关,“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不仅如此,“当今外难未宁,内寇窃起”,荆湖、江西、福建等路农民起义继起

面对金兵不断南下侵扰、南宋内忧外患,张浚认为“正人主忧劳自任马上求治之时”谏言皇帝为天下社稷计,“求自治之计”,否则危及宗庙社稷存亡,“万一强敌侵陵,不肯悔祸,则二百年宗庙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


(二)彼势蹙则言和,势盛则复肆”


张浚之所以力主抗金,一是已影响到南宋安全,雪“靖康之耻”,恢复旧业。张浚认为,宋金之间有不戴天之,这是基于当时严峻情势对宋金关系认知,“臣窃惟虏人于我有不戴天之,挟诈肆欺,不遗余力。自宣和、靖康以来,专以和议挠乱国家,反复密,略无一实。”指出自宣和、靖康以来,金不断南侵,以和议挠乱国家,已危及宋朝安全,“窃惟北虏人)倾我社稷,坏我陵寝,邀我二帝,驱我宗室百官,自谓怨隙至深,其朝夕谋我者不遗余力矣。”因此,屡屡谏言高宗“无忘祖宗国家之耻、父兄宗族之,盛德大业,昭著后世,臣犹幸及见之。”国家兴亡,臣子有责,即便张浚谪居地方,仍不忘矢志报仇雪,“流离困苦,加以忧患,狼狈万状,所以爱养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义,负不戴天之深,终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无憾。”

二是认为和议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寻求彼此之间的持久和平。在张浚所上奏中,不乏对金人情状的深入分析。如在《论虏情状》中说:“臣窃惟虏人虚张声势,我以和,其来已久。若彼事力有余,见利则进,何必更以空书徒为邀索? 迹其用意,盖欲我成和,以弹压诸蕃,徐为后图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虏情,堕其计中。”认为和议不过是金的伎俩而已,由来以久,力量弱时则议和,以此弹压诸蕃,以利后图。张浚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也谈到“虏借我和议之名以迫胁诸国类如此,愿毋遣。”金人借与宋和议之名恃强弹压诸国,难道愿意轻弃土地,自为迫蹙

绍兴四年(1134四月张浚上奏:“臣窃观北虏情状,专以和议误我,亦云久矣。彼势蹙则言和,势盛则复肆,前后一辙,姑请以近事明之。”金人势弱时言和,势盛则南下侵扰,因张浚反对。他在绍兴九年(1139)二月《料虏三策疏》中也分析金人并非真正议和,认为“人与我之深,设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国乎? 抑愿其委靡而遂亡也? 臣意力弱未,姑借和以怠我,势盛有余,将求故以乘吾。”对金兵情状分析透彻,“臣累具奏,谓虏人力强则来,力弱则止,初不在夫和与不和之间。”明确指出金有和议之名,实无和议之,他认为,“尚虑自今以往,复诈为讲和之谋,以我心,然后不测,遣兵直指行在。计倘出此,愿陛下益示谦和,推甘辞厚礼以待之于外,而迁避之策、治兵之道、强国之计尤当速图。” 认为自今以往,金人反复以讲和为谋,以扰乱我心,然后乘机发兵南下谏言皇帝当尽快谋划兵之道强国之计。

建炎三年(1129:“臣尝不以思,屈指而计,虏人于我,非一端,诡诈非一事,其设心措意,果欲存吾国乎,抑愿我委靡而遂亡也? 臣意力弱未,姑借和以怠我心,势盛有余,将求故以乘吾隙。” 张浚明晰金人求和的实质,实际上是金人对宋的策略,力弱时无暇顾及,以和议使我们放松警惕,势盛时则乘机侵犯我们

张浚不仅在高宗反对议,而且在孝宗即位后依然如此。张浚在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指出,近来得知朝廷已定遣使之议,批评主和者致力于国家自强,只要金人遣书,朝廷就忙于和议“今议者不务力为自强之计,而因虏帅贻书,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贻书,欲遣侍从近臣趋风听命,复将吾民之膏血以奉人,用犹子之礼以事人,欺陛下以名,而为和之实。”张浚特别针对所谓和议是为修兵政、理财用的看法进行一一驳斥:“其说固曰吾将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遣,岁币一出,国书一正,将士气,忠义解体,人心愤怨,何兵政之可修? 又不过曰吾将之而理吾财用,不知今虽遣使而兵不可省,备不可撤,重以岁币之费,虏使之来,复有它须,何财用之可理? 此可见陛下以名,实欲行其宿志也。”张浚认为主和者不过是以“和议”之名,“行其宿志”在张浚看来,当时已没有与金结和的理由:“两朝銮舆之望已,宗室近亲流落虏,戕贼殆尽,犹欲与之结和,不知于天理安否? 臣实痛之。”由于所论与朝中之臣不合,张浚表示自己不愿意与秦桧等主和者并立于朝,请求罢免,“亦诚不忍与今日力主和议之臣并立于朝早降指挥,罢臣机政”从中可见,张浚反对和议的态度始终如一,态度坚决,其原因在于张浚认为和议并带来彼此持久的和平,不过是金人的伎俩而已


(三)恢复旧业,中兴社稷


南宋理学家了翁国家自熙宁以来,酿成虏祸,……绍圣而后,群憸用事,于崇观政宣之季,溃裂四出。于是士大夫曰和,则曰避……士大夫既悟和戎之失,则争为避狄之计。于是而后失河南北失京东西。维扬以来,祸变益惨。肯定建炎以后张浚力主抗金之“时惟忠献公犹大义”

淮西之变后,张浚引咎辞相。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复官,因多次上书反对高宗﹑秦桧与金议和,被排挤出朝,谪福州、永州(今湖南零陵)连州(今广东连县)、潭州等地,长达20余年孝宗即位后,重新启用张浚,任命为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复为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渡淮北伐,收复宿州等地。孝宗手书之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后因兵败符离,主和派势力抬头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兼枢密使,不久再升左相兼枢密使张浚虽也升为右相兼枢密使、兼江淮东西路,但主和派占据上风,急于求和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张浚上疏言:“昔尝力陈和之不可,为秦桧所挤,濒死者。赖太上皇保全覆护,获有余生。” 张浚在隆兴二年(1164)三月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四月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被罢张浚深感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

不难看到,面对金南侵南宋朝廷意见并不一致,主要形成了以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为代表的主战派;以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为代表的主和派。总体上,在高宗、孝宗时期,大部分时间主和派占据上风,对金侵问题难以形成一致的对外方略。由于高宗、秦桧屈膝投降,士大夫“以恢复为

张浚“终身主和议”恢复旧业、中兴社稷成为张浚治国方略的立足点。张浚力主抗金,谏言皇帝勤修德政,不忘宋金之仇,“惟陛下勤修德政,寝食之间,无忘此仇。上天心,下从民欲,密图大计,以和款之。使既遣,和亦虚名。谏言皇帝积极有为,密图大计,以战守为实事,以和议为虚名。认为如果苟且偷安,酿成昔日之祸,遇患不除,终至大患,谏言高宗:“张大业,以战守为实事,以和好为虚名。如是,则祖宗之基不坠既成,天下之民复见至治。若乃偷一时之安,滋异日之祸,兵不用,适以造兵,遇患不除,终致大患。”


二、张浚的治国方略


关于治国方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认为如果能这样治理国家国家就会安如石,所谓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石,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

《中兴备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历代名臣奏议》《永乐大典》《宋会要辑稿》及历代方志、笔记、文集、书帖等文献来看,不难发现,张浚的治国方略始终是围绕“抗金”“北伐”“中兴社稷”的,其治国方略也是强兵兴国安邦之略。建炎三年(1129),张浚时政时说:“陛下所以戎狄,图中兴,求人才,立法度,理财用,治军政,则漠然皆不及之。”戎狄图中兴求人才立法度理财用治军政实际上反映了张浚的治国方略下面主要方面论述张浚的治国方略


(一)力主抗金的对外方略


张浚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代表人物力主抗金,其内治方略服务于对外方略。张浚的人生起伏也总是同抗金、北伐、中兴联系在一起众多论疏中论奏虏事”占了相当大比例,张浚非常清楚兵家所言,“兵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要理解张浚主战的对外方略,不能不回到历史现场,具体了解当时内外情状,才能真正理解张浚为什么矢志抗金,其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反映了他对当时宋金关系的认识

中原天下之根本,张浚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分析当初金兵南不能解太原之难,以致汴京沦陷的原因,认为是缺乏综合分析,朝廷决策失误,要以之为鉴,“呜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难,而终至于京城覆亡,宗庙播越,我失计亦何多耶!”“向使朝廷屯重兵于泽潞,大士卒,厚给廪饩,据险而守之,不急急于太原之救,虏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变故,而不能定议审处,自取颠覆。

一是析张浚《议大势》中明言,尽管内有刘豫之,但认为当时国家大患仍是外患“当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丑虏,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虏既衰败,豫何能为? 而今日之献说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虏莫能敌为朝廷之所甚忧,不思金人,之虎也。”主张审度势,北伐抗金,“故夫量力度势,北向而争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势也。”

二是明国是。国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前期的国是之争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一般认为,“和战之争表现最为激烈的当推高宗建炎至绍兴前期与孝宗即位的初期两个时期。第一时期论争的结果是以和议为‘国是’,确定了‘绍兴和议’;同样,第二时期也制定了继‘绍兴和议’之后的又一以和议为‘国是’的‘隆兴和议’”张浚主张将抗金、恢复旧业作为国是明确一贯的绍兴五年(1135)三月,张浚奏《请申明国是疏》:“窃以为天下之势有缓急,天下之事有轻重。急其所缓,重其所轻,则颠沛于末流,而害之加于百姓,有不可胜言矣。”认为天下之事有轻重缓急,不能错位,明确提出只有施以“拯溺之策,以保吾民”,国家才能终危殆,谏言明确国是,申明内外,“国是既定,事乃可为。”并表示自己当尽力而为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谏言:“惟陛下断以恢复为事,则任恢复之人;以退守为事,则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类,求其党,一意施为,为陛下毕尽死力,庶乎不至于操持两端,择利自谋也。”绍兴十六年(1146)四月上疏:“当今事势,譬若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速则祸轻而易治。” 实际上,有关国是之争并没有停止,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之后至隆兴元年(1163)五月,张浚与史浩(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右仆射兼枢密使)之间的国是之争影响大,二人在是否进兵山东、主动北伐、筑城选址、拒纳归正人、遣使通金、海上防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如筑城防御选址,史浩认为应在瓜洲、采石,以卫长江一线,张浚则认为应在泗州,固守两淮等

三是和议。面对金人南侵,和战问题凸显,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张浚认为宋初“祖宗盛时,尝与虏通好矣惟力敌势均,而国家取兵于西北,取财于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其事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后,靖康大变,事出不意,祸乱之酷,亘古所无。论者犹恨夫恃和为可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也。” 认为宋初通好,实力势均力敌,然而现在今非昔比,而且真正持久的和平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如果和议在衰弱之时,这样的和平不可能长久,“夫约和衰弱之时,谓不能久而强虏之变,荐生于内,则是天赞陛下。违天不祥,陛下其承之。”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八月,对于当时世儒牵于和战异同之说,在张浚看来,和战实为一事,认为不可拘泥于“和战异同之说,而不知实为一事

四是积极有为。张浚针对所谓即使恢复中原,擒刘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来而不能破,还不如安于现状的言论,张浚认为这不仅不是顺应民心之论,而且可能束手待认为“王师一振,势当百倍,虏复聚兵,又安能为我敌乎? 其衅隙既开,怨交起,衰亡可翘足而待也。不然,为吾计者,是终无适而可矣,且将束手而待尽乎?从正反两个方面谏言高宗与金之和不可信,更不可靠,进言高宗“进而有为,人心顺,士气振,国势立强,其权在我,可战则战,可守则守,可和和,无适而不如陛下志者。何则? 权在我也。陛下退而不为,人心离,士气,国微势弱,其权在敌,欲战则不能胜,欲守则不能固,欲和不能久 显然,张浚也不是一味反对和议,而是认为可战、可守、可和的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强调进取而有为,实施强国之策。只有这样,战则胜守则固久。

张浚针对“数日来,伏闻朝廷遣使甚急,思虑反复,实不遑宁。”反对遣使和,认为“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虏窥伺之心,别致侵侮,借欲通书,尤难商量。”向皇帝表达自己的忧,“臣所忧者,夷狄之奸计得以肆行,而达官贵人畏苟且,循致误国。”奸计得逞,朝中达官贵人苟且而因循误国祸民。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奏曰:“孝慈皇帝自北来,又闻逆虏兵动,凡为臣子,孰不痛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无所逃罪。”希望高宗与大臣计议,早定必守必战之策,上安社稷

孝宗即位后,外患并未消除,有意恢复。隆兴元年(1163)三月,张浚,力主战守,“以臣观之,战守之说是也。然而争城争地,罪不容诛。城高池深,兵甲坚利,委而弃之,地利不如人和,则是战守之中,尚有可得而论者焉。”张浚认为战守之道本以庙胜(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然而“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以庙胜,犹有可疑。”希望皇帝下诏改革图强,“陛下发刚、奋独断于旬月之间,大布诏旨,一新内治。尽循太祖、宗之治,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后,人心既孚,兵气必振。”由于时间紧迫,关治乱安危,应早定计。


(二)修德立政的内治方略


张浚的内治方略国方略。在张浚大量奏中,不强调“内治”“自治”内容,认为是国家对外实施战的基础和保障。

建炎三年(1129),张浚强调:“故善谋国者,常以修德立政为本,而切切于战守之备,使人主知战守之不可一日忘,则有恐惧为善之心,则德以修,政以立,国家庶几可兴焉。不然,骄肆意,忽于为善,则国家万无安全之理矣。”以修德立政为本,关乎国家安危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上疏从王朴所论平边策中总结说:“大率先求自治,次图进取。宗听之,遂能有淮,旋下关南,其验甚明也。”谏言高宗效法王朴之策,“乃若王者以天下百姓为心,修德立政,治其在己,必使大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之人,舍我将安所归,初不侥幸于近绩也。……要当正心诚意,思所以格天心、召和气,自然国势日隆。国势日隆则强虏自服,强虏既服则天下自归,不用急急于开边之计也。”强调通过内治从根本上解除外患,认为正心诚意,以天下百姓为心,修德立政,然后国势日隆,则强邻自服,强邻既服则天下顺服。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张浚认为在江淮“扼淮而战”的基础是“先谋自治”绍兴二十六年(1156)八月明确主张“复人心,张国势,立政事,以观机会,未其和,而遣一介之使,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事必有成。”劝谏高宗“天惟善之从,以选贤才,以修德政,以大基业。” 选贤才,修德政,国的基础。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张浚以国事至大,请高宗力断果行,当时国家“人才混,风俗陵夷,纲纪久,上下偷安,巨细积弊,内治自强未见端绪。”认为,“若因循革,日复一日,何以为国? 国政不立,何以御寇? 如果因循守旧,日复一日,何以立国政国政不立,又如何防御外患?

在张浚看来,内治之策是强国之策、强兵之策,也是上策。在《议征伐》中谏言高宗“强勉修德,先正其身。”“斥去邪,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以隆社稷。认为“人心不服不可以战,将士相熟不可以战,卒伍乌合不可以战,步骑不相敌不可以战。”从军事的角度分析战守时机,盲求战会有亡国的险,“是以古之明君贤臣,知自治之不可忽,必先修身正己,以率下。”强调不可忽视自治,“信号令,明赏罚,薄税,躬节俭,亲君子,远小人,使贤者处上,不肖者处下。”“人心既服,然后可以言战矣。

张浚认为,对金军事上是战是守最终取决于国家的内治情况、取决于国力的强弱。孝宗即位后,张浚在《论内治疏》中论及从读《易·家人》《彖辞》是“知致治之道,必自内始”。希望孝宗率先垂范,“仰惟皇帝陛下圣学高明,而事亲以孝,抚下以仁,御事以断。凡有所为,无一不合于礼。方将正身以家,家以齐国,克谨细微,以先天下。”正身以正家,正家以齐国。张浚认为:“君天下者诚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用之战则克,守则固,理有决然者矣。如是而后可以言战守。”认为内治首先从正身开始,身正则朝廷正,朝廷正才能正百官、正万民,只有这样,才能战则克,守则固。如果“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就无战守可言,故张浚主张以德治国,修德立政

张浚认为当时国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内治不立,“今日大害正在内治不立,人多怀私,只谋身,不思为国,军民之弊,漠不加意。” 因此,张浚致力于谏高宗、孝宗改革图强。张浚推崇宋太祖、宗之治,进言皇应当机立断,早定大计,“一新内治修德政以得天下之心。强调得将帅之心、士卒之心、天下四海之心的重要。如何修德政以得天下之心?

一是“正心修身”认为人君之道,先要“正心修身”。绍兴二年(1132),张浚谏言高宗:“政事之余,平自养,正心修身。”强调君主正心修身的重要。认为帝王之学“以治心修性为主” 认为君主关乎国家治乱兴衰,谏言治乱在己,德成于上,化行于下,凡所施设,莫不感天人,则天下大治。修身正己以得人心。

张浚在论修德时强调忠义大节是人臣本分,认为“人道所先,惟忠与孝”,“孝忠信,本于心存之于性,守之以仁。”“富贵不足道,孝悌忠信可以垂名百世,利泽万物。”在连州作《四德铭》曰:“忠则顺天,孝则生福勤则业进,俭则心逸。”忠孝勤俭为四德。绍兴七年(1137),因淮西兵变,张浚谪居零陵,在所寓客馆之东隅作三省堂,自我反省说:“思吾忠于君,孝于亲,修于己,恐或未至。”从张浚的自我反省中可见其对忠君、孝亲、修己的强调于君而言,张浚认为:“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须臾不忘,寝食之间,父兄在念,则忠义之士,当思有以共愤雪耻矣。吾君言动举措皆合礼法,至诚不倦,上格于天,则教化必行于异日矣。”“夫如是,则将帅之心日益以壮,士卒之心日益以奋,天下四海之心日益以归。

孝宗即位后,张浚同样劝谏孝宗:“人君以修己为要,以得人为实认为“凡百施为,俯顺人情,仰循天理,是谓道。果能行此,内侮外寇,何自而生? 曰战曰守,皆可如意。夷虽强,孰敢陵犯!夫何故? 彼知我得人心,知我君臣有道,自是畏詟怯服,敢加兵! 是以人君以修己为要,以得人为实。此二事,夷夏归心,理之决然无可疑者。”强调修得人的重要

二是抚兵恤要恢复旧业,光复社稷,关键“在兵与民”绍兴七年(1137)正月《拟太上讣告诏》:“今朕所赖以宏济大业,在兵与民。惟尔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恤民,辅朕不逮。”张浚在《论抚恤淮汉及经理陕西河东疏》中:“臣故愿陛下孜孜于抚兵恤民之事,江汉两淮得少休息于三两月间。”希望高宗孜孜“抚兵恤民”关爱将士“臣愿陛下祖宗之法,抚恤卫士,问其疾苦,知其嫁,时其饮食,教其事艺,使适其中,不必以常制,则天下之凡为将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乐为陛下用矣。”张浚在鄂州谈到金兵情况,谏言高宗内抚百姓,外抚将士,官爵犒赏不可滥用,但要顺应人心,并告诫诸将,以防守为主,等待机会,以便进退自如“愿陛下内抚百姓,外抚将士。官爵犒赏,固不可滥,要满其心。戒敕诸将,以守为主,事有机会,进退迟速,勿制于中,少宽圣心,终成大业。”

张浚提出务农而强兵,乃可立国而御侮绍兴六年(1136)五月,张浚上疏:“湖南累经残破,田多荒芜。” 主张“宽民力”“薄税敛”。绍兴五年(1135)七月,:“潭、岳、鼎、、荆南归业之民,其田已为他人请者,以邻近闲田与之,仍免三年租税。即元无产业愿受闲田者,亦予之。及半年,比较诸县归业人数,取旨推赏。”针对“两淮残破及新复州军人民凋弊,府库匮乏……”。谏言推恩两淮,请免进贡“庶几不至科扰于民。”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三是教化,慎刑罚。建炎三年(1129),张浚自建康抵江州境,他在谈到,一方面,“所历两州六县,莫不累经残破,满目萧然,断椽破瓦,狼籍于道”;另一方面“风教败亡,淳朴凋丧,侈靡太甚”为此,张浚极言改革,认为“其势非一大改革,使上下内外返本还,去华就实,熙然复见尧舜三代之遗俗,治道未易成也。”拨乱反正,力弊,张浚提出改革之策,“此事特在陛下明教化而以身率之于前,严刑罚而以政绳之于后,日积一日,治或可图。” 强调首先要明教化,进而严刑罚,特别强调在人心未定时,不可骤然更革,否则不易服从,“惟刑罚一事,臣始备员二府日,固愿陛下赫然大明黜陟,一洗而变之。顾以时方多故,人心未定,骤而更革,不易服从。”可见,张浚主张慎刑罚。在《议刑罚》中,对于“为帅者皆谓严刑重罚,可以整治军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如果具体情况,刑不当罪,往往怨怒深恨,人心疏离,一旦有紧情况,谁为朝廷效命?

在张浚看来,当务之急是明教化以身率之,“思天下之所以困穷,生民之所以涂炭,而自反自咎,身任其责。”“以此而化家人,以此而化天下,积久而行之,则上可以动天下,可以格人。”率先垂范,化家人,化天下,久久为功,则上可以动天,下可以服人。由于兵者,自古以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当务之急是“明教化”。张浚推崇仁宗皇帝时风俗忠厚,皆可以效法,“臣窃惟仁宗皇帝之时,风俗忠厚,事皆可法。”

绍兴七年(1137)八月,张浚进呈显阁待制、知荆南府王庶复徽阁直学士,曰:“尝云:‘今天下不专用姑息,要当以诛杀为先。’谓朕太慈。闻仁宗皇帝尝云‘宁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训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诛杀为先乎!”等曰:“圣人三宝,一曰慈,未闻以慈为戒也。学识浅陋,不知大体。”从这段对话不难看到高宗和张浚、宽治国,张浚认为圣人有三宝,第一宝就是“慈”,即仁爱、仁慈,批评王庶学识浅陋,认为以诛杀为先”是不治国大体

此外,从张浚众多奏引经据典可知,张浚主张治国以经张浚不仅是南宋抗金名相,而且也是著名学者他深入研究儒家经典,著有《紫岩易传》10卷、《论语解》4卷、《春秋解》6卷、《中庸解》1卷,《诗》《书》《礼》解3卷,《建炎复辟平江实录》1卷,《丁巳潇湘录》,《中兴备览》3卷,文集10卷,奏议20卷。杨万里云:“有《绍兴奏议》《隆兴奏议》各十卷、《论语解》四卷、《易解》并《杂说》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书诗礼解》又三卷、《文集》十卷藏于家。其中,《易解》及《杂说》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书立言醇,凡说阴阳动静皆适于义理之正,可惜除《紫岩易传》十卷、《中兴备览》三卷四十一篇外,大多亡佚,其诗文也多散落。民国年间,黄尚毅辑《张魏公集》1卷传世。

张浚对儒家经典《书》《诗》《礼》《春秋》等均有注解。其解经方法是不为章句,寻求本意,强调通经明理。杨万里说: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语》《孟子》。奏议务旦明,不为虚辞,口占成文,不易一字。” 张浚受到理学思想影响,尤精于《易》《易》为载道之书,深通易理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如张浚通过治《易》,论述刚柔相济的乾坤君臣之道:“君道主刚,而其动也用柔,故动则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动也用刚,故坤动则为矣。故夫必欲远声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之刚也,君则之于内而主断也。至于礼臣下、下贤才、抚四邻、爱百姓、恤孤寡,虚心取善,舍己从人,其动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谨礼法循分守安进退守职业,坤之柔也,臣得之于内而有承者也。至于犯颜敢争,捐躯尽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杀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为不义,守忠义之大训,弭患难于当年,断大计、定大,正色立朝,华夷詟服,其动莫非刚矣。故夫善观《易》者,必观夫刚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则六十四三百八十四之或得或失,或悔或,或吉或凶,可以类推矣。不知刚柔之用,不可言《易》也。”

孝宗即位后,召见张浚,张浚向孝宗进言“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强调要合乎,即合乎天下之公理”。“召赴行在所,赐手书。未至国门,趣三四。既见,上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再三。言:‘人主以学为先,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为嗜欲私所乱,则失其公理矣。必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丑虏自服矣。’上然曰:‘当不忘公言。’“公之学一本天理”,可见,张浚从儒家的天道、天理出发,阐明受之天命的人主需要依循天道、天理来治理国家,才能获得臣民的支持和拥护。


(三)安邦的军事方略


是国家内治的重要内容,在金兵不断侵扰的情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迫切张浚针对当时“兵政之坏,积有岁年”的情况,认为必须改革兵政,以图中兴。

张浚认为,恢复中原不仅靠天时,亦须尽人事,然而“朝廷承前日多事之后,纲纪未立,赏罚未明,人才未集,法令未行,风俗未变,甲兵未备,财用未足。自治上策,犹不能尽厌人心。”为此,张浚提出了具体之策

一是强调的重要以史为鉴,认为“盖自尧舜以来,人主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非武无以定乱。国立而势起,乱定而治生,然后干戈可,道德可行”强调军队的重要,“臣闻兵者国之大事也,社稷安危于此乎决,生民休戚于此乎分”兵者为国家大事,关乎社稷安危,主张“外存和议之名,内图恢复之实”

主张整治军旅,可战可守“我方整齐六师,可战则战,可守则守。” 强调“用天下之英才,据天下之要势,夺敌之心,振我措置一定,大勋可集。” 即用天下之英才,据有利地势,动摇金军心振奋我军士气“委任将帅,有决战决守之计,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图。

二是改革兵政,强化禁军。绍兴三十二年(1162张浚上疏兵政,认为“自顷扰攘之后官吏玩习,兵政不举”指出当时兵政弊,“自守臣兵官不务遵制,以时阅习,而违法差占,若当然者。以至监司倅贰、僚属幕职,凡不应差借之处,巧作事目,或以巡守,或以备火,或以收买军器、捕捉逃亡为名,遣出差役。及使之荷担肩,市买工作,广占人数,大伤士心,甚失朝廷养兵本意。” 针对巧立名目“违法差占”,或私役市买、荷担肩弊端,提出相应措施,希望朝廷督促各路帅臣严行督查违法差占禁军,按照私役禁军法处以重罚自兵兴以来,州郡增添兵官数多,于合破旧数痛与裁减,其不合破者,止得差厢军。而后俾之拣退老弱,招补阙额,申明队伍,修饬器械,严教阅之法,谨阶级之令。其知州兵官所破人数,亦仰依法轮次赴教,置为兵籍,以时勾。委逐路帅宪严行觉察。辄敢如前差占并行按,从私役禁军法,必罚无赦。仍自枢密院常切委官密赐体究施行,庶几为民养兵,不至虚设,而缓急之际,可以依仗。”通过整改,真正为民养兵,严教阅习,使之训练有素在国家需要时,成为“可以依仗”的主要军事力量,不失朝廷养兵之本意

三是“据天下之要势”。张浚强调关陕的战略地位,提出“中兴当自关陕始”的观点,主张经略川陕、措置淮。

(1)经略川陕,保守川蜀

建炎三年(1129),张浚论陕西对于朝廷的重要,分析金、宋兵状,认为“今朝廷根本独在陕西,要当审知彼知己之说,为必战必胜之谋。”强调汉中对于控制巴蜀的战略地位建炎三年(1129)十月,张浚上疏:“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斯可定矣。”汉中是“号令中原”的基础和保障,谏言皇帝重视经略汉中。张浚认为:“汉中控制巴蜀,襟带荆湖,俯瞰三秦,旁临鄂,山川阻固,实天下形势之地。臣顷帷幄,亲闻玉音,谓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已留军马屯驻兴元府,固护四川,储积粮,斡旋财赋,以足经费外,但兴元旧无城壁,既作都会,理须治。” 主张“驻兵保险,讲武积粟,相时而动。于阶、成、凤州及凤翔府各据险聚兵外,兴元驻大军以为声援,臣又提领重兵以殿其后,四川之险决可保全。所有陕西被掠州军,见节次抚定。”

为保川蜀张浚选择用沼泽和战车作为以解决吴玠等人提出的军力不敌与地势不利问题,积极备战。一方面措置关隘,严为御。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专委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陕西诸路都统制吴玠指教将佐,于凤翔府大散关一带先处战地,诱致其来,痛行掩击。”“其所遣诸将军马,前后掩击,伪四太子所统大军,剿杀几尽”另一方面,谏言拨东南财赋入充陕西招兵买马,以为保障。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上奏:“臣取会到陕西五路见阙战马七万余战兵十万余人。今来经画大计,惟是招兵买马最为急务。”任用赵开在四川进行税务改革,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张浚在绍兴二年(1132)四月上疏:“直秘阁、都大同主管川陜茶马公事、兼随军转运使赵开措置川路隔槽酒,自建炎四年春至绍兴元年秋,增收息钱一百四十万,已升直龙图阁。”

尽管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在富平大败宋军,但张浚在整个经略陕过程也取得了一些战绩《奏陕西胜捷札子》说:“臣契勘陕西自去年十一月之后至今,〔金〕夏二贼合谋交攻。金人娄宿引大兵直犯淳化,寻遣将捍御,偶获胜捷,生擒到千户首领一名,斩首数百,即日退师。夏贼举五监军师犯熙河、西宁、兰州,两路出没,王师皆获大捷,夺到战马二千余匹,斩首数千。”“今陕西士马强众,渐次可用。”

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来看会上亦以聚兵淮上,命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捣虏虚”可知战前高宗张浚出兵,希望通过富平之战援助东南张浚战前罢免曲端兵权王泽青认为是张浚综合各种不利因素考虑之后的结果改变了诸路将帅不听节制的情况,客观上得以集结陕西诸路军队“合五路之师”,并为之提供充足的粮草保障,使陕西军事有了一定改善富平之役虽败,但牵制了金人的兵力,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富平之战后张浚上疏待罪,宋高宗谓辅臣:“浚放罪诏宜早降”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未有失,安可罢也?”并对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说:“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亦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说明高宗对张浚经略川陕之功是认可的。

(2)措置,待时北伐

建炎三年(1129),张浚论及江淮形势,“今江淮形势,表连亘数千里之间,为襟喉抗制之地者,不过承楚、襄汉、合肥耳。承楚北通清河,舟行甚便,其在形势,最为要冲。襄汉下彻武昌,粮运可出,则为次之。合肥旁通大湖,自湖抵江,轻舟所行,则又次之。”认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做好军事措置,“臣愚以为今日之机,其在两淮,不可不预作措置。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寿屯驻,以扼之运。其他大兵节次进屯,各立家计。主张措置江淮,待时北伐。

针对金兵不断南侵,张浚在《奏虏情并乞早图大计议》中说:“臣得右仆射秦桧书,窃闻虏人已过淮北。此虏初欲因春草生时,尽有淮西,与我共争大江之险,以摇江浙,候秋气既深,徐图南渡。” 主张积极防御,以待机会,勿与轻战据利便,择形势坚壁清野,臣愚以为今虏竭国而来,其势方,可以计图,难以力破。若速于用兵,则战有胜负,时有利钝,粮有继,旷日持久,变生不虞。诸帅结从连衡于近淮要害之地,据利便,择形势,就饷运以促其势,坚壁清野。” 使之进不得决战,守不能久聚,其智力俱困而图之,天下可定矣。

张浚认为要守两淮,“先城州”,谏言择将守泗,这与史浩看法不同《条奏捍御虏寇之策状》论及“淮西欲于东关及焦湖一带择险驻兵,如淮东措置。”《奏报淮阳等处备虏事状》中分析金人情状,论及淮阳等处防御。《奏淮南备虏事宜状》主张措置淮南等路,各据险地,为坚壁清野做准备针对金兵来犯,张浚主张不与金兵直接交锋,采用积极防守自保之策,使之自困。目的是“保守江淮”,隆兴二年(1164)二月上奏:“明降指挥,令臣往淮上视师,免致临期人情惊疑。无事则不须行。“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为尽善。万一机会之来,王师得胜,(膚)〔虏〕众溃散,不得不为进取之计。是时陛下须幸(逮)〔建〕康,亦望宰执协力。”

为经衉江淮,张浚还采用了很多具体措施,如主张屯守结合、请免两淮进贡、两淮募兵、招纳归正人等。而且要用兵,粮草先行,所以张浚强调,“惟今日之事,钱粮二者最为急务。”

(3)东西牵制陆相应

针对金兵集中精锐兵力于关陕,东方空虚,张浚谏言在东方牵制金兵隆兴二年(1164),张浚上疏:“顾以虏精兵于关陕,东方空虚,不及兹时有以挠之,用观人心之变,而坐待贼虏回师,并力以事两淮,窃恐国家之悔为无及矣。臣日近奏山东海舟利害,亦非敢冒昧为之,盖欲先张声势,屯泊于海州一带,招收壮勇,窥伺机会。庶几此虏有后顾之忧。”隆兴二年(1164)上奏:“要之劲兵多在陕西,而宿、、南京一带不过近四万余人,昌、襄城亦不过二万余人。比闻复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来窥淮南。以臣度之,虏若无西北牵制之患,则今岁秋成,纠合大兵图我淮,理无可疑。”

在《奏虏势及海道进取等事状》中,张浚仔细分析金军兵力部署情况,认为“臣契勘虏人南向之兵在灵壁、虹县,近发回宿州、南京者,无虑数千骑。”分析金人的劲旅在陕西,提出东西相应,江淮陆路与海路配合,出奇不意,“要之劲兵多在陕西,而宿、、南京一带不过近四万余人,昌、襄城亦不过二万余人。……以臣度之,虏若无西北牵制之患,则今岁秋成,纠合大兵图我淮,理无可疑。……臣自去冬,即具奏东西相应之举,与故镇江都统张子盖反复计度。”如果金兵在西北没有牵制,肯定会南下淮,为此,张浚提出“东西相应”,即强调“川陕之师”与江淮相配合抗击金军。后因“会子盖卧病连月,而福建海舟踰期不来”导致“川陕之师独当一面。”建议“三月以后,南风顺便,海舟之发,适当其时”“臣愚见以为淮上大兵,当持重,独海道之举不可不亟为。不然,彼将无所顾忌,秋高马肥,得以驱胁蕃汉,一肆所为矣。” 分析形势,认为海道进要尽快,否则金兵无所顾忌,待至秋天,金兵就会长驱直入。

张浚主张协同作战,提出“若并犯陕、蜀,则襄阳、承楚之兵攻其后;若大窥淮、浙,则岳飞、吴璘、杨政之兵击其中。倘或虏势稍亏,未能办此,在我徐议征伐,固未为晚。”只有诸帅协力合意,共成大业。

是择将命帅,严明纪律张浚认为,治兵之道在于精择、厚养、严训绍兴七年(1137,张浚王朴练兵策认为“臣窃惟治兵之道,莫过于精择、厚养、严训。且择之不精,虽多无益;养之不厚,人不为用;训之不严,难以必胜。祖宗以数万之旅西下川蜀,北取太原,南平江淮,盖知此道耳。”

强调择将命帅,“因之以久任,使士卒之心有所属。分正队伍,严之以纪律,使乌合之弊无所容。” 从中可见择将命帅的重要,张浚在《请择将守泗州疏》中也谈到:“仰惟陛下早夜整兵训,命帅择将,聚粮储财,以待机会。中兴之业,其必有成。”

绍兴三年(1133)三月,张浚针对金兵窥伺川蜀,分三路,“寻委王彦、刘子羽、吴玠严备战守,合谋破贼。金、商一带,并行清野。”针对金人窥伺淮,为坚守之计,于是委派李显忠、张子盖亲至边防,措置战守,严正以待,“臣见委李显忠、张子盖亲至边上量度事宜,措置战守。” “臣前日之奏,欲令吴璘固守德顺,时为声势,牵制其西;复欲令淮东之兵循海而出,水陆渐进,摇动其东。彼事势,大概可见。然后复以重兵进襄汉,只当以一二万人耀兵许、顺,以示出奇。” 张浚分析富平之败的原因,其中包括建炎三年(1129)“不能择将而任之”,《用兵》“臣为富平之举,不能择将而任之,纷纷然徒事约束,是以终至于败。今日之事,朝廷当以为戒也。”

主张严明纪律《宋史》记载刘光在淮西,军无纪律,张浚奏罢刘光,“以其兵属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隆兴元年(1163)五月,告北伐大军,“面奉圣旨:大军所至,务要秋毫不扰,专以慰安百姓为事。敢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达于听闻,朕所不赦

是精练士兵。对于将、兵、器三者的关系,张浚针对有人“以兵家胜负在将不在兵,将得其人,驱市人而战可也;将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补于用乎?”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重要性。张浚认为:“故有精练之卒,然后可以议严训之方;有训练之兵,然后可以议兵器之利;有坚利之器,然后可以议破敌之计。知此数者,庶乎可以论兵矣。”认为有精练之兵,然后可以如何严训的方法;有训练之兵,然后可以谈兵器之利;有坚利之器,然后可以议破敌之计。这里明确指出兵的重要,没有可练之兵,其他都无从谈起。张浚多次谈及择将士治乌合募骑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当时数士兵缺少训练,“臣窃观行在之兵,率多乌合,将士未相谙,步骑未相敌”

强调用兵,人心重要,张浚认为,“臣谓用兵所恃,独在士心之和协、将帅之肯为、器械之犀利耳。就是三者,尤以人心为先。” 张浚强调用兵重要的是人心、将帅、器械,三者中,人心为先,士心不和,即使拥有百万之师也无补于事。认为朝廷当务之急,仍是安抚士兵,“当知其辛苦,视其疾病,时其衣粮,明其赏罚。”

结合。张浚认为屯守结合,可使兵民无后顾之忧,耕战,“今来措置既定,则诸处进屯,无反顾家室之忧。江南一带,民情亦安。进战退守,各得其利。”

重视屯田事务,旨在固守川陕,稳固淮。绍兴六年(1136)正月,张浚屯田事务:“被旨往川陕视师,及因就沿江制军事。所有屯田事务,已蒙朝廷差屯田郎官樊宾随逐前去。缘措置之初,申审省部,窃恐留滞欲望应屯田事务并申行府,候就绪日,归省部施行。”


(四)任贤、经世致用的人方略


面对南宋国家内忧外的形势,急需有恢复之志、敢于担当、能经世致用的人才

1. 重视人才

张浚认为,强国、强兵关键在于人才。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张浚上疏强调“任贤选能,修德立政。”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张浚将国家比喻为人的身体,朝廷比喻为元气,认为元气充实,邪气难侵反之,邪气干犯,必是元气之弱,“国家譬如人之一身,必元气充实,然后邪不能干。朝廷,元气也。认为“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财用”壮元气、强国之道。在张浚的众多奏中,大量言及当时国家“人才未集”,“将帅难得英伟之才”“急收人才”“人才未得”“难得人才”“求人才”,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才匮乏。

张浚十分重视人才。张浚出行关陕,访问风俗,“以搜豪杰为先绍兴四年(1134)四月张浚谏言高宗“精择奇才,以抚川陕之师”,要重视经略江淮、川陕,“江淮、川陕互为牵制”,重视用人,“臣奉使川陕,窃见主兵官除吴玠、王彦、关师古累经拔擢,备见可任外,其余人才尚众,谨开具如左,吴璘、杨政可统大兵,田晟可总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彦可为统制。” 除吴玠、王彦、关师古外,还荐吴璘、杨政、田晟、王宗尹、王喜、王彦各尽其

2. 选用人才

张浚认为人才的一是以德为先强调忠,“臣闻人之俯仰天地间,所以自立其身者,不过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义,不可斯须少忽也。”强调刚正、忠义,有责任担当。

认为人才有善恶,主张人才以刚正为先。孝宗即位后,张浚反对和议,力陈和议之非劝孝宗意以图事功,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张浚有关君子小人之辨,认为:“大抵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志在于道,不求名而名自归之,此君子也;志在于利,掠虚美,邀浮誉,此小人也。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此君子也;辞气柔,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此小人也。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宝,旁引曲借,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无廉耻,此小人也。”绍兴四年(1134),张浚辨忠臣、良臣、权臣和奸臣。显然,在张浚看来,人有君子小人之别,臣子有忠良权奸之异,分别的标准在于私、道利、天下国家人为取向。张浚以公、国家为重,认为为国尽忠是儒者的使命批评当时一些士大夫重于为己,轻于谋国”

强调忠义,力士大夫忠义之道。张浚说:“诚以有天下国家,要在夫得人以维持之,故忠义大节,不可不明。”认为“夫今日之为将帅者,忠义之质,出于所性,盖天实生之,以佐陛下中兴。”褒扬忠义,隆兴元年(1163)七月,张浚许黄州为前知州赵令峸建庙,“少伸臣子报国之英魂,永为后人忠义之激劝。肯定抗金义军首领李宋臣等抗金多年,认为“忠义可尚”此外,张浚还强调君臣同德一心,“君臣一体”“合志同心”,隆兴二年(1164说:“臣故愿陛下汲汲夫人才之用,合志同心,以待机会。”

二是任人唯贤。张浚不乏专论人才的奏。如绍兴二年(1132),张浚进退人才》谈到人才进退问题,“人主之于人材,试之州县,参之舆论,见其可用则用之,不必以未尽深知为嫌。见其可去则去之,见其可罪则罪之,不必谓既用之于前,而废之于后也。”分析任人得失,“贤者益退,不肖者益进,至于国家丧亡,天下大乱,初以为得计,而失计莫大于此矣”

强调举能用贤,“精求天下之贤”。绍兴二年(1132),张浚以史为鉴,总结前代得失原因,论及汉高祖屡危而复振,得天下的原因在于他豁达大度,“举能用贤,期以信任。”同年,张浚在《论国势纷扰宜取才能疏》中说:“臣尝观《诗》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贤以言其德,能以言其才。当今大乱后,国势纷扰,与创业图事者无异。才德兼全之人,不可以尽得,犹宜专取实有才能者。”主张用实有才能者。

在张浚看来,善于用人既是为君之道,也是为政绍兴二年(1132张浚上疏:“臣尝谓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是故自古圣贤之君,必选端正忠之士,以充左右侍从之列。”孝宗即位后,张浚同样强调人才,隆兴元年(1163)六月上奏:“伏望陛下深为国计,精选天下岩穴之贤,付以中外大柄。任之专,信之笃,如前数君所为,谋出于,而使之旁招忠信之士,相与参济,不使小臣得以阴间,不使异议得以轻摇,先内后外,以图恢复。”

张浚在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时,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吴玠为大将守凤翔选用王彦、关师古、吴璘、杨政、田晟、王宗尹、王喜等人《宋史》记载:“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隆兴二年(1164),张浚请令吴璘置川陕,“令璘随宜措置。”

在用人问题上,张浚强调知人善任,认为将帅“知之而后用之,用之而勿,天下之事,可不而定矣。”建炎四年(1130)九月,张上行知兴元府。绍兴二年(1132六月荐王似“选练军马,创置将分,应办军须,整备器械有劳,乞优进职名。”绍兴二年(1132)十月充珍州知州绍兴五年(1135)八月因张浚举荐,知鄂州湖北路安抚使刘洪道进职二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二记载:张浚言洪道毅持重,勇于事功,艰难以来,所至宣力。故有是命。张浚器重韩忠,甚至将兴之业寄希望。绍兴六年(1136)二月,上疏:“今诸帅列屯并进,实自忠发之。欲望陛下因召问之际,曲加抚。以驻军承楚,始自忠,淮东盐利之赡给诸军者岁不下千万,向非世忠力为此行,则诸帅因循玩日,安肯渡江? 自来凡遇虏兵率多望风而遁,惟忠力破精鋭,以少击众。异时中兴之功,当责望忠。”张浚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为知人

张浚批评任人唯亲。认为“当熙、丰之前,天下未尝闻某年人材、某时政事也。……自是而后,公道不明,假借名号,以行其私,黜陟用舍,更为进退。人材随时各立门户,非为国家计也。” 反对任人唯亲,“古之圣人,示天下以至公,未尝容私意于其间也。今旧出蔡京、王之门者,不问贤否,一切废罢。京、秉政踰二十年,天下士夫将何所适而可乎?至于元子孙,则一切任用。”

三是经世致用。张浚认为“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强调学以建炎四年(1130)二月谏言高宗以宗庙社稷为重,“选求贤哲,委付事功,假以岁月之期,渐图兴复之业。”主张经世致用,选贤才以图之业,“无惑腐儒纷纷之论,致临事缓急,无可倚仗之人。”

张浚在绍兴末被召回朝廷,深感人才的匮乏隆兴二年(1164)上奏人才匮乏,急需实用人才,“所患同心同德之助,而文词之士识见浅陋,无肯为陛下死力、任重责者。向若智者献谋,勇者效命,通财计者究心于经画,练边事者尽节于封,先其所急,后其所缓,意图事,有死无二,如创业之时,马上求治,陛下何忧夫事之不济哉? 臣愿陛下急收人才为吾羽翼,必使议论归说莫间,以今日之变。天下幸甚。” 认为要慎用宣、政之间的人才,“臣尝谓宣、政之间,内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者。或专事应奉,或兴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类甚多,天下之人,愤怨久矣。 认为求天下之士于言语文采之间,不能得到真正的贤士,倡导实学,“设官分职,本以为民,故圣人视勤劳之大小,命品之高下,非有功于民,不在选也。”

倡导事功,张浚上疏:“今臣欲决意以图贼,则恐负败事之忧;欲专断以立功,则恐贻擅权之议。至于因循玩日,姑为朝夕之计,事势危,终归于无可奈何,则又臣之所深疾痛恨,不肯为此,以负陛下知遇也。”而且认为,要建立事功,需要团结一心,“众贤协归,则上可安宗庙,次可安百姓,下可安吾身”

3.发展

张浚主张多渠道荐人才,《议亲近之人》“是以圣人治天下,必谨选左右,亲近贤良,以辅成其德。” 人才方式,除了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外,绍兴三年(1133)二月,张浚谏言允许互相荐举属官,“诸路经略、安抚、发运监司依条许逐司官相荐绍兴六年(1136),“以亲民之官,治道所急,条具郡守、监司、省郎、馆阁出入迭补之法,又以灾异奏复贤良方正科”张浚鼓励相互荐人才,如建炎三年(1129)四月,张浚允许帅臣监司相互举荐贤才,由于“方今天下多事,明诏庶僚,各举内外官及布衣隐士材堪大用之人,为辅弼,庶几协济大功。”建炎四年(1130)七月言:总领四川财赋所属五十余州,依陕西路转运使例举。”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举荐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改官员数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由于“两淮兵火之后,阙官处多,欲望许令宣司辟奏一次。”

如何使人才尽其用、使之身任其责?张浚针对当时大臣苟且、不肯身任国事的情况:“臣累具奏,谓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国事,意谓事差失,众言交攻,取祸必大。惟因循度日,万一得罪而去,亦不过谓庸,落职领祠而已此风气误国,希望高宗“临朝之际,不匿厥指,与大臣决议,继自今必使身任其责,脱或败事,罚无赦。

如何使官员廉洁?张浚认为养之不厚,无以责其廉同时强调加强监管,“但当督责戒约,使不为过可矣。” 提出省员优责善的解决办法,“彼其生长富贵,奉养有素,日用不给,何以责廉? 将自营其私耶,则有侵渔细民之嫌,而怨日益生;将受遗于人耶,则有请求纳贿之罪,而国体日益损。臣谓不若省其员,优其,然后责之以善,则其从之也轻。”

张浚批评当时州县官吏升迁任免之弊,认为“古者设官分职,凡以为民。”“治兵之官,所以救民之难;理财之官,所以息民之力。事虽不同,实皆加惠元耳。”“今则不然,事口语者可致言官,弄文采者偕升馆职,日进月迁,骤窃要位。一居朝列,视州县为冗官。故有为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财用之盈虚,以至军政之始末者;有为侍从而不知州县政事所宜施行者,责之以天下之大计哉!”“彼为州县之官者自视流落,不复有寸进之望,因循苟且,民受其苦。此臣之所未晓者五也。”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张浚:“今刺史、县令之官未尽得人,令臣选择。”分析当时治民之官少的原因在于内重外轻,“当今治民之官少得其人者,无它,盖因内重外轻,祖宗之法尽废故耳。流落于外者终身不获用,经营于内者积岁得美官。此治道之所以分,而斯民之所以不被其泽。”并分析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如不重视州县官吏的升迁,“士大夫一居州县,遂无进身之望,贪污自谋,不顾廉耻”“一岁屡迁,官不修职,其视公家之务殆如传舍。”认为这种不重视地方官吏升迁管理的做法,受害的是天下百姓,也不国家对地方的治理,“夫内重外轻,其害于天下百姓,且不便于国家之计如此,可不思所以变其道耶?认为只有改,才能恢复治道,“惟徐徐而理之,事事而正之,磨以岁月,治道可复也。”


三、结


总之,张浚在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出入相,其治国方略恢复旧业、中兴社稷立足点治国思想及其实践深刻影响了南宋前期的政治、军事,为此后的“乾之治”创造了条件。虽然数百年来对张浚褒贬不一贬者多富平之、淮西兵变、符离之溃三次失利。学界对之不乏探讨,其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认为富平之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酿成淮西兵变,赵构责任枢密院“以督府握兵为嫌,乞置武帅乃以王德为都统制即军中取郦琼副浚奏其不当认为符离之败,部将纪律废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淮西兵变影响了张浚的人生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张浚淮西兵变而引咎辞相,此后,高宗对金的态度也由且战且和转变为屈辱求和。孝宗即位后,以图恢复,张浚再拜相,组织北伐,符离之溃而未能如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张浚在平定苗刘、擒范琼,稳定南宋政局、保川陕、稳固江淮等系列军事活动中均有措置统之功、起了重要作用。魏了评价张浚力主抗金于是人始知我犹可以国,而虏不足多畏也。相与尽力,惟是敌。七年之间,吴、张、韩、岳诸人胜于白店原、于四明、于太湖、于和尚原、于杀金平、于大仪、于藕塘。则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实倡之也。”并认为张浚力主抗金改变金人入侵中原以来,宋军不战而溃、不守而弃的状况“陕服丧师,淮西逆命,人以公,不知虏入中原以来,不战而溃,不守而弃,未尝敢有抗之者,而奖率诸将,仗义复仇,则自公始。”

张浚自绍兴五年(1135)与赵鼎并相,张浚“多所引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对功业,赵鼎认为张浚出使川陕,国势强盛,张浚有补天浴日之功君臣相信,古今无二真德秀评价他:“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评价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宋史》评:“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众志,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及其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

张浚的治国方略兼及内外,实是、强国方略,主张以战为主,内治是基础,改革、强国、御侮,人才是关键。在张浚看来,要真正消除南宋外患强国是根本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上疏高宗:“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国势既隆,强虏自服”认为要真正抵御外敌,必须强国,而要强国,“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为张浚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与南宋国家命运紧紧相联“孜孜为国”,爱君忧国,努力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在南宋政权面临危亡时,坚决反对,为南宋中兴尽心竭力曾说:“上如欲复用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不以贬谪为怀,至诚感动早在宋理宗时,以张浚、赵鼎为宰相典范并将张浚列为宋朝昭勋阁二十四人之一。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取古今功臣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张浚是其中之一。清顺治时,张浚等四十一位历代功臣从祀帝王庙,其尽忠报国、奋不顾身、敢任大事、敢担其责,直到今天仍值得肯定,其重视内治、重视人才的强国方略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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