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先贤与门人弟子对南轩学的弘扬

2023-07-27

蒋   菲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摘要: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通过讲学、论辩、著书、书信等方式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张栻因乾道三年(1167年)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声名远播。此后,四方学子汲汲求学于张栻。在张栻逝世之后,张栻门人弟子和湖南先贤为了弘扬南轩学,或整理张栻的著述,或在自己的著述中阐述、宣扬张栻的思想观点,或继承、推进张栻的思想观点,或建学立祠推尊张栻为儒学正宗。总之,他们在弘扬南轩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张栻   南轩学   湖南先贤   门人弟子   朱张会讲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通过讲学、论辩、著书、书信等方式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张栻因乾道三年(1167年)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声名远播。此后,四方学子汲汲求学于张栻。在张栻逝世之后,张栻门人弟子和湖南先贤为了弘扬南轩学,或整理张栻的著述,或在自己的著述中阐述、宣扬张栻的思想观点,或继承、推进张栻的思想观点,或建学立祠推尊张栻为儒学正宗。总之,他们在弘扬南轩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通过论述湖南先贤与门人弟子弘扬南轩学的具体路径,以明湖南先贤与门人弟子在弘扬南轩学方面所作的贡献。

编撰文章语录——传播南轩学

(一)编定《南轩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对于南轩学的传播,朱熹(1130-1200)做了很大的贡献。朱熹与张栻是多年好友,学术上相互辩论,互有进益。朱熹是最了解张栻思想的人。在张栻逝世之后,张栻之弟张杓为使张栻之文流传于世,乃“裒其故稿,得四巨编”,请朱熹编定。朱熹认为:“吾友平生之言,盖不止此也”,于是到处访求,从其它学者处寻访到张栻往来书札数十篇,又精心挑选了张栻与他往来的书信七十三篇以及问答四篇编入。在朱熹编定《南轩集》之前,坊间已有张栻所著《希颜录》、《经世纪年》、《洙泗言仁》、《南轩易说》、《癸巳孟子解》等刻本流传。但当时朱熹认为,坊间流传的张栻之文刻本,大多是张栻早年未定之论,而张栻晚年“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文很多未刊行。于是,朱熹根据自己对张栻晚年思想的理解,对所搜集到的张栻之文进行筛选、删减、校对,于淳熙十一年(1184)编定《南轩集》四十四卷。在《南轩集》四十四卷付印之前,朱熹专门请张栻门人弟子胡大时进行了校刊。胡大时对朱熹删削张栻之文和所作《南轩集》序言提出了质疑。然朱熹坚持自己的主张。朱熹说:

且世之所贵乎南轩之文者,以其发明义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词之富也。今乃不问其得失是非,而务多取,又欲删去序文紧切意思,切恐未免乎世俗之见,而非南轩所以望乎后学之意。试更思之,若必欲尽收其文,则此序意不相当,自不必用,须别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说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为不然,南轩有灵,亦必愤叹于泉下。

朱熹认为《南轩集》应该呈现张栻义理思想之精义,不必将张栻之文条条罗列,故而进行了删削。针对朱熹删削编定张栻之文的情况,《四库全书.南轩集》编撰者评价说:“醇儒心术光明洞达,无一豪党同伐异之私”。在《四库全书.南轩集》编撰者看来,醇儒朱熹精心筛选、删削张栻之文,只是希望将张栻成熟的思想流传于世,并非个人“党同伐异之私”。因此,朱熹精心整理编定的《南轩集》,尽管未将张栻之文全部录入,但也体现出张栻成熟的思想主张,即张栻晚年之意。此对于南轩学的流传和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摘抄《南轩语录》

除了朱熹整理编定《南轩集》之外,真德秀、黄震等湖南先贤与门人弟子在自己的著述中引述张栻语录,对传播南轩学亦具有重要价值。

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后改字景元,又更为希元,号西山,学者称其为西山先生。早年从学朱熹弟子詹体仁,后又与朱熹弟子蔡沈、黄幹、李方子、李燔、张洽等交游,思想上继承了朱熹学说,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于嘉定十五年底(1222)至理宗宝庆元年(1225)初,担任潭州知府。在任期间,除了政治贡献之外,真德秀还兴学崇儒,对张栻推崇备至,推尊张栻为“儒学正宗”。真德秀阅读了张栻的相关著作,对张栻的思想主张表现出高度地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张栻思想的影响。如真德秀关于“理即事,事即理”、“太极即性”、以仁为道统核心等思想观点均受张栻影响。真德秀在阅读诸理学家(包括张栻)的著作时记了大量读书笔记。此后被其门人汤汉于开庆元年(1259)十月整理成《西山先生读书记》。《西山先生读书记》不仅引述大量张栻之言,而且还专门引用朱熹之言介绍了张栻及其学问。《西山先生读书记》称:

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过,而勇于徙义,則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以至病疾垂死而口不绝,吟於天理人欲之间,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业日广,而所以见于论说行事之间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虽小人以其好恶之私,或能壅害于一时,然至于公论之久长,盖亦莫得而掩之也。

《西山先生读书记》不仅肯定了南轩学,而且其中引述的大量张栻语录完整地保存下来,为后世学者再次整理张栻文集提供了参考。

黄震(1213-1280),字东发,慈溪人,学者称为“东发先生”“于越先生”“文洁先生”,是张栻三传弟子,朱熹的四传弟子,崇尚朱子学,创立了东发学派。黄震喜欢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记有大量读书随笔劄记,后被编定为《黄氏日钞》九十七卷。其中《黄氏日钞》第三十九卷《撰读本朝诸儒理学书(七)》专门摘录张栻的文章语录。《宋元学案》黄百家谨案:“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果斋、文洁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斋之气魄,不能及于文洁,而《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洁之上接考亭,岂知言哉!”由此可知,黄震并非专宗朱熹一人,而是折衷诸儒,对南轩学亦十分推崇。《黄氏日钞》摘录张栻的文章语录,对南轩学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对东发学派学者和其门人弟子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南轩学起了引导作用。

除真德秀、黄震摘抄南轩语录之外,又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蒋邁著有《南轩语录》十二卷。魏了翁《鹤山集》卷七十九《张晞颜墓志铭》中提到张栻侄子张庶也曾摘录张栻之语编为《诚敬心法》。尽管《南轩语录》十二卷、《诚敬心法》现世未得见,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编撰、语录对南轩学的弘扬和传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撰文宣扬南轩学

到了近代,以南轩学为代表的湖湘学在官方正统学术——朱子学的光芒掩映之下一度沉寂。湖湘学者李肖聃一方面着力振兴湖湘学;另一方面推崇、弘扬南轩学。李肖聃(1881-1953),原名犹龙号西堂,笔名星庐、桐园等,长沙人,早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后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11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17年起回湖南任教。受明朝周圣楷、清朝罗汝怀、邓显鹤、王闿运等先贤的影响,李肖聃著《湘学略》。在《湘学略》一书中,李肖聃按照学术统绪述濂溪学略第一、述衡麓学略第二、述南轩学略第三、述紫阳学略第四、述岳麓学略第五.......以至近代学人。在《南轩学略》中,李肖聃陈述了南宋之后朱子学盛行而南轩学沉寂的状况。李肖聃说:“湖南以朱、张讲学潇湘,有洙泗之风。今岳麓改建大学,特立文科,紫阳之绪不坠,而城南鞠为茂草,南轩之风寂然。同为大儒,显晦各异,宜罗子元鲲发愤而道也。”为了宣扬和振兴南轩学,李肖聃在《南轩学略》一文中强调:

黄宗羲谓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东莱则言其杂,象山则言其禅,惟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

李肖聃借用黄宗羲和朱熹之语对张栻学问作肯定地评价,以让近代学者意识到张栻学问不在朱熹学问之下,应重视南轩学,不能使南轩之风寂然。为了弘扬南轩学,李肖聃还曾做了一番努力。李肖聃考察城南书院遗迹,仿照欧阳厚均《岳麓文钞》作《城南文钞》一编,“使学者闻先师遗风而知景慕焉”。除了使后世学者景慕张栻之遗风外,李肖聃作《城南文钞》也意在匹配张栻思想的历史地位。他称:“朱张同时大儒,城南、岳麓两院并称。故吾辑兹钞,亦求与欧书(指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所作《岳麓文钞》——引者注》)相配,邦之君子,下鉴鄙心,助之搜讨,固所愿也。”可见,李肖聃作《城南文钞》意在突出张栻思想的历史地位,宣扬南轩学。

阐发义理思想——发展南轩学

     湖湘先贤及门人弟子在弘扬张栻之学的过程中,大多对张栻义理思想有所阐发。在此,仅择取几个代表性人物,阐发他们对张栻之学的新发展,以凸显湖湘先贤及门人弟子对张栻之学的继承和弘扬。

  (一)从“知仁”到“为仁”

在湖湘学派中,各学者一直有论“仁”的传统。如张栻当年拜师胡宏之时,胡宏就教他“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张栻回去思考之后,若有所得,写信向胡宏继续质疑求益。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讨论,张栻编写了《洙泗言仁》。与此同时,张栻还与朱熹往复讨论“仁”的问题,并最终写了《仁说》一文。可见,胡宏、张栻都非常重视“仁”的问题。然而朱熹认为像张栻《洙泗言仁录》这样的文本,只是“类聚孔孟言仁处”。此举只是从“知”上求仁,不如“力行”近之。因此张栻门人弟子吴猎(1142-1213)继承了张栻“论仁”之旨,不仅强调“知仁”,更强调“为仁”。而“为仁”的具体路径如下:

第一,求仁。“为仁”亦莫先于“知仁”。因此,吴猎跟张栻一样,类集梳理上自孔子,下至周敦颐、二程以来诸儒论“仁”的言论,并强调圣贤教人莫不以“求仁”为先,意在获得对“仁”的认知。此举亦得到张栻的肯定。

第二,行孝。为仁必先行孝。吴猎认为孝乃仁之本。因此他曾多次上书劝谏皇帝恪行孝道。他说:

    寿皇破汉魏以来薄俗,为高宗服三年之丧,陛下轻弃丧次,无以慰在天之灵。 况大母春秋高,寿成又当大变之后,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宫,瞻前顾后,犹有凭恃,一旦舍之以去,两宫何以为怀? 陛下即位以来,未见上皇,其间必有几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尽言者。陛下宜笃勤精神,俟上皇和豫,徐为只见之谋,何苦为是趣迫之举。而况行殿之次,三年之丧,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实肇基立本乎此。

吴猎恪尽臣子本分,劝谏皇帝“行孝”。这也他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强调“为仁”。

第三,行义。仁内义外,为仁必乃行义。吴猎的治军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吴猎对“义”的重视。绍熙四年(1193),吴猎在与陈傅良谈起他平定陆川、李接叛乱时说:

大义不明, 而委兵民于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祸,天地之大变, 而古今之所无。使南渡以来,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勾践之报吴,田单之复齐,则将必其将,兵必其兵,上无贿取倖得之门,下无虚籍冗费之弊,民力庶其有瘳。而绍兴以来,厄于权臣之和议,乾道以来,格于机会之未集,驯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为和平,以不事事为安静,天经地义,陷溺而不知,竭州县之力,以养不耕不战之军,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于内也。

在吴猎看来,大义不明,则兵民羸弱,似以有病的状态去与金兵交战,由此必败。因此,治军必先“义”。吴猎明确了这一治军思想,后在担任秘书少监时,也以此进谏皇帝。他说:

臣所闻于师友者, 唯大义是究,未尝舍事而进言他。今纵未能一举以快神人之愤, 亦宜简收人才,蒐练军实,使一日有一日之积,一岁有一岁之 功。其次招勇敢,葺险要,广招募,明间谍。光、鄂当经理, 江、黄当增戎,于良家子中增爵赏,以募间探,择近臣授之节制,视前请加瞻。恢复之计,必先内后外,日积月累,使规模先全,异论不摇,侂胄方锐意勊期用兵,弗善也。

吴猎认为,师友之间况且“惟大义是究”,更何况治军。因此,治军必须选择勇义之士,加强练兵备战,日积月累,加强军队建设。他甚至向皇帝举张浚的例子。他称“艰难以来,首倡大义,不与贼俱生,不以成败利钝异其心者,张浚一人而已。”然而,宁宗皇帝并没有听取吴猎的建议。因此,全祖望感叹说:“而其(吴猎)好用善人,则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极其施焉。”

由此,吴猎在继承张栻“论仁”之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仁学”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实践。

(二)从“义利之辨”到“以义立心”

“义利之辨”是张栻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在书院讲学时就提出:“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张栻门人弟子彭龟年继承了张栻“义利之辨”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阐。彭龟年说:

平居暇日,试察其一念所以起,如哭死而哀,见亲而妣,感孺子之入井而怵惕,初无为而然者,无非善也。而其所谓利者,非特殖货财贪名位而已。凡哭死而为生,沈顙而为人见,孺子之入井而欲内交而要誉,有一毫计获之心者,无非利也。

在此,彭龟年沿袭了张栻之说,将“有所为而然”和“无所为而然”作为区分“义”、“利”的标准。然而,彭龟年的义利之辨也不是张栻之说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一些具体的变化

首先,以具体的真情实感替代了高深的本体探寻。张栻阐述义利之辨,将“无所为而然”和“有所为而然”与天理(天命)人欲结合起来,要求在日用伦常的道德生活中探寻形而上的道德本体,显得高深而富于思辨性。而彭龟年一般不把“无所为而然”同形而上的“性命”等同起来。在彭龟年看来,“无所为而然者”主要指道德情感的不虚伪,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即所谓“如哭死而哀,见亲而妣,感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这种哀、妣、怵惕均是“形而下”的感性心理。与张栻相比,彭龟年所阐述的“义利之辨”更侧重于“心理”上的变化。

其次,以笃行代替思辨。张栻阐述义利之辨,乃“发先圣所未发”,主要解决的是理论问题,富于思辨性。而彭龟年在其师张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义利之辨”,则主要侧重于经世运用。彭龟年阐发“义利之辨”,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皇帝,如《论人主用心立德用人听言四事疏》:

臣所谓用心有义利者,《大学》推明明德天下,要其极不过于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则系乎所存义利之间耳。何谓义,曰,出于吾心之诚然而不能自已者,是已。何谓利,曰,不出于吾心之诚然而有为为之者,是已。且如孝于父母,是吾心不能已者也;义也,若以不孝于父母,为父母之所谴责,为天下之所议,议而后为之,则是有为而然,非义矣。........臣之所陈,虽曰四事,其实一原,愿陛下傥能立此心以义,则养德必诚,用人必正,所听之言,必无不是,故臣谓陛下今日,所最要者,在于以义立心而已。

又如《潜邸讲堂王霸辨释义》:

古今辨王霸无如孟子,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无所为而然也;以力假仁者,有所为而然也。且举眼前事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若是自家心中,真的见得孺子入井,实是可惜,即是元来恻隐之真心,无所为而然。故谓之以德行仁,若是心中欲救此孺子以纳交于其父母,欲要誉于乡党朋友,即是由所为而然,故谓之以力假仁者,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分。须是日用间仔细点检,若是此心无所为,从而充养,不要间断,如此即入王道;若是此心发于有所为,能自警觉,不远而复,即不陷于霸道。

从以上两篇文章看,彭龟年阐发“义利之辨”,意在要求皇帝能够明辨“义”、“利”,以“义”立心,实行王道政治,从而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可以说彭龟年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践行张栻义利之说。

(三)从“知行互发”到“知行相资为用”

知行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历代思想家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迄及南宋,学者们片面强调知,而不重视行,不仅造成知与行的严重脱节,而且导致游谈相夸、贪高慕远之风盛行。基于此,张栻对“重知轻行”思想提出批评。张栻说:“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识者蓋忧之。”又说:“慕高远而屑卑近,将终身无所进益而已耳”。即张栻认为如果学者片面强调知,而忽视躬行,其所知也不过出于“臆度之见”,非真知;而其为学“慕高远而屑卑近”,最终的结果“将终身无所进益”。与此同时,张栻也不赞同“贵行轻知”的思想。在张栻看来,若志于力行而轻知,则其知不明,其行亦无所依。为了平衡知与行的关系,张栻提出“知行互发”的理论。张栻说:“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又说“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在张栻看来,知与行应兼致其力。为什么要如此呢?张栻解释说:“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也就是说知与行两者相互促进,相须并发。这也就是张栻提倡的“知行互发”理论。

尽管张栻门人弟子对张栻“知行互发”理论有所阐发,但是对张栻“知行互发”理论有新发展的当属后学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二十岁游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当时岳麓书院山长为吴道行。吴道行则是张栻门人吴猎的后裔。吴道行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以“朱熹张栻为宗”。因此,张栻的学识和思想通过吴道行和岳麓学风影响到王夫之。在知行观上,王夫之发挥了张栻“知行互发”的观点,提出“知行相资为用”“并进有功”的观点。王夫之说:

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不相为用,于异者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

又说: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与张栻知行观相比较而言,王夫之知行观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推进:第一,张栻从为学的角度阐发“知行互发”理论,未明确论证“知”与“行”的差异性;王夫之基于当时阳明学“销行为知”的弊端,更强调“知”与“行”的差异性,即要求“和而不同”,相资为用,并进有功,这也为后世学者理解张栻“知行互发”理论提供了参考。第二,张栻从工夫论的角度强调学者当于“知”和“行”两者兼致其力,同时并进;而王夫之则从作工夫的功用上强调“知”与“行”相资为用,并进其功。第三,张栻承认“知常在先”的观点;王夫之为了批判佛教和阳明学“汲汲于先知而废行”,并不支持“知常在先”的观点,而强调“知”不能离“行”,且更加重视“行”的作用。因此,他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离行以为知,其卑者,则训诂之末流,无异于词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据梧,消心而绝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于恍惚之中。异学之贼道也,正在于此。”因此,“力行”才是最重要的。

整体而言,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对张栻的“知行观”有了进一步的阐发和推进。从继承和发展角度来讲,张栻的“知行互发”理论激发了王夫之的理论思维,从而从功用层面提出了“知行相资为用”的观点。

推尊为“儒学正宗”——宣扬南轩学

南宋后期,朱熹门人黄干、陈淳等人为了确立朱熹儒学正统地位,对其它学术学派进行打压。南轩学亦不例外。全祖望谨案:“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其永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诸子必欲谓南轩从晦翁转手,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而反诬之,斯之谓矣。”南轩学遭到朱熹门人陈淳等人的贬低,其在儒学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影响。为了凸显南轩学的历史地位,湖南先贤及门人弟子亦作了不少努力。

(一)宣扬“朱张”传统

为了凸显南轩学的历史地位,湖南先贤追溯“朱张会讲”的历史。在湖南先贤及门人弟子看来,乾道三年(1167)九月,朱熹携带弟子林用中到长沙(潭州)向张栻问学,不说当时张栻的学问水平在朱熹之上,至少张栻的学问水平与朱熹比肩。后世士人学子推尊朱子学为儒学正统,相应地南轩学也应享有此等地位。

最先强调“朱张”传统的人是真德秀。真德秀在担任潭州知府期间,曾多次亲自到岳麓书院,并且主持书院祭奠。在岳麓书言祭奠湖湘先贤时,真德秀撰写了《先贤祠》。真德秀在《先贤祠》中强调:

濓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 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濓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

在这里,真德秀论述湖湘学统,以张栻、朱熹为接续湖湘学统之人,并肯定了“朱张会讲”的历史功绩。后真德秀又作《劝学文》:

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极之士,登门墙承謦亥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他那国所可及。

真德秀指出张栻与朱熹二人之学,其源出于一,都是续洛学之传,且他们自己发明之学又都是集合了湖湘乃至当时学术之大成,学问水平极高,对后辈的影响也很大。可以说,经过真德秀的论述和推崇,“朱张”传统在湖湘学统中得以确立。

之后,张栻的侄子张忠恕与张庶二人亦宣扬“朱张”传统。张忠恕早年受学于张栻,嘉定年间讲学于岳麓书院,对于湖湘学子有着重要的影响,全祖望对其评价非常之高:“中兴四大儒之后,先生最有光于世学。” 此处的四大儒是指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在他们之后,在湖湘地区,张忠恕当有着重要的地位。张栻的另一位侄子张庶,也受学于张栻,在岳麓书院听讲之时,曾任司录,记载了许多张栻讲学的内容。后来他也曾在岳麓书院讲学。张栻的这些弟子或再传弟子继续弘扬湖湘学,并且对朱、张二人大力推崇,从而奠定了朱、张之学在湖湘的正宗地位,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之后好几百年。

到了元代延祐元年(1314),岳麓书院再次大规模重修。著名理学家吴澄(1249—1333)撰写了《重建岳麓书院记》以志其事。吴澄特别提及“朱张”传统:

孟子以来,圣学无传况数百年之久。衡岳之灵钟为异人,而有周子生于湖广之道州,亚孔并颜,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传之绪。其源既开,其流逐衍,又百余年而有广汉张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以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也!地以人而重也!

在吴澄看来,岳麓书院因“朱张会讲”成为儒学的圣地。“朱张”传统因此在岳麓书院继续流衍。

到了明代,岳麓书院的“朱张”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弘治七年(1494),长沙府通判陈钢主持修复岳麓书院。这次重建,陈钢设立了朱、张专祠——崇道祠。当时恰逢李东阳回湘省亲,特别为重建的岳麓书院作记。李东阳在《岳麓书院记》中也特别强调了“朱张”传统:

且南轩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观所为书院记,亦拳拳以是为辞。晦翁之学,固有大于彼,然亦资而有之。后之学者,曾不逮其万一,而不百倍其功恶可哉?由南轩而企晦翁之学,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庶几为兹院之重,以为山川之光,若其程格条绪,则存乎教与学,吾于吾乡士大夫望之矣。

李东阳指出张栻启发了朱熹之学,与朱熹相比较而言,张栻的地位应该“等而上之”。李东阳希望湖湘后学自觉继承和发扬张栻、朱熹之学。之后还有著名的山长陈论,进一步倡导“朱张”传统。陈论于正德三年(1508)任岳麓书院山长。在他所做《圣学统宗》中讲:

岳麓之兴本于朱张,朱张之学本乎道也。首之以圣学统宗,所以原其相传之有自,又以望后来者于无穷也。嗟夫,斯地昔称小邹鲁矣!当其盛时,产于斯者营道舂陵之间有濂溪周子,黄州程乡有明道、伊川“二程”子;宦游于斯者,浏阳有龟山杨子,应山有上蔡谢子,衡岳湘潭有武陵胡氏父子,潭州有晦庵朱子、南轩张子,继晦庵来守者又有真西山焉,识者号曰湖南一派,不诬也。慨自朱张没,而孔孟正学之传绝焉。然果终绝乎哉?

他还指出,岳麓书院的复兴,就是要以承继湖湘的“朱张”传统为重要使命。此后“朱张”传统被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者所重视。

综上所述可知,一代又一代湖湘学者强调“朱张”传统,主要为了宣扬南轩学,提高南轩学的地位,以此振兴湖湘学。

(二)确立“儒学正宗”地位

从儒家道统来看,朱熹在其门人弟子黄幹、陈淳等人的推动下被列入儒家道统谱系,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子思--孟子--周子--二程--朱熹。然而,尽管张栻之名未出现在儒家道统谱系之中,但张栻之学在湖南先贤及门人弟子的推崇下被确立为“儒学正宗”。

在张栻逝世之时,张栻门人彭龟年曾作诗云: “世无邹孟氏,圣道危如丝。……伟然周与程,振手而一麾。源流虽未远,淆浊亦已随。公如一阳复,寒烈已可知。斯文续以传,岁晚非公谁? 伤哉后来者,此世亡此师。”在这首诗中,彭龟年以亡师张栻接续儒家道统之传进行悼念。可见,张栻在其门人弟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嘉定元年(1208年),张栻门人吴猎任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在成都府学祭祀周敦颐、二程,且配祀朱熹、张栻,并将朱熹、张栻之学视为正学与士子学人进行讲授。

之后,真德秀知潭州,兴学崇儒,多次强调湖湘学统,并将张栻、朱熹并论,推尊张栻、朱熹为儒学正宗。真德秀在《先贤祠》中强调:

濓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 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濓溪之生,实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

真德秀在此确立了从周敦颐——二程——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的湖湘学统。真德秀认为,在接续儒家孔孟道统方面,湖湘学渊源最正,张栻、朱熹又接迹于湖湘学,由此推断张栻、朱熹“最得其宗”。真德秀之后在《西山先生读书记》中也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

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源亦同自出,然惟朱张之传最得其宗。

在真德秀看来,朱熹、张栻接续二程之学,最得要领。朱熹、张栻之学才是儒学正宗之传。而周恭叔、刘元承尽管接续二程之学发展为永嘉之学,但未得二程之学的要领,不是儒学正宗之传。后真德秀又在《任汉州所藏朱文公与南轩先生书贴》中说:

夫濂溪生千载之后而接孔孟不传之统,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并时而出,讲明斯道,以续周程之正脉,谓非天意可乎!

综上所述,真德秀以“渊源最正”、“最得其宗”、“续周程正脉”这些词语描述张栻、朱熹之学。可见,真德秀将南轩学与朱子学一起视为儒学正宗。这对后世学者推尊南轩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继真德秀之后,张栻的私淑弟子魏了翁继续推尊朱熹、张栻为儒学正宗。他曾在《宝庆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记》中说:

周元公先生迁郡学于牙门之东南……记学之改作者,五峰胡子也;记学之复故者,宣公张子也;记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盖自孔、孟氏以来,为五百年者三矣。圣远言湮,俗沦士散……先生始为图书,贯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亲得其传,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张子推衍究极,亦几无余蕴矣。

在此,魏了翁肯定周敦颐、二程、胡宏、张栻、朱熹接续儒家孔、孟道统之传,并且强调胡宏、朱熹、张栻将儒家思想发挥到了很高的高度,已经达到差不多没有余蕴的地步了。可见,魏了翁对南轩学的推崇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元代学者脱脱等撰《宋史》中说:“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杨时——引者注)”。至元代,学者脱脱等继续推尊朱熹、张栻之学为儒学正宗。这也印证了真德秀、魏了翁推尊张栻为儒学正宗对后世学者的影响。

建学立祠

湖南先贤及门人弟子通过建学立祠祭祀的方式推尊南轩学。这对当时政府重视南轩学起到了很好地推动作用。

湖南永州通判不{百心}推崇张栻、朱熹。在张栻逝世之后,不{百心}就为张栻向皇帝请封谥号。嘉定八年(1215)八月,宋宁宗赐张栻谥号“宣”。

嘉定元年(1208),吴猎在成都府学祭祀周敦颐、二程,配祀朱熹、张栻,并嘱托魏了翁撰写了《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当时又有魏了翁的兄长高定子差知长宁军,在长宁建六先生祠,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先生,配祀朱熹、张栻,以示社会教化,也请魏了翁撰写了《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吴猎、高定子、魏了翁等人在四川以建学立祠的方式推尊张栻,也使得四川的士人学子对南轩学更加推崇。

嘉熙三年(1239),胡宏门人弟子杨大异调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在广西桂林修建宣成书院,祭祀张栻、吕祖谦,以此弘扬南轩学。

淳祐元年(1241年)张栻门人后学程公许以直宝谟阁知袁州。因张栻曾任袁州太守,当地修建有张栻书院。程公许到任之后,重新修葺张栻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学,弘扬了南轩学,进一步引导当地理学发展。

景定二年(1261)春,宋理宗诏封张栻为华阳伯,从祀孔庙。之后,元、明、清各朝,张栻均以先儒从祀孔庙。

咸淳四年(1268)十二月,宋度宗命建康府建南轩书院,祠先儒张栻。当时建康府知府是真德秀的门人马光祖。马光祖兴学校、礼贤才,宽养民力,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在任期间,遵旨修建了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并祠张栻于南轩书院。

除上述梳理之外,还有一些建学立祠弘扬南轩学的湖南先贤及门人弟子,在此不一一列举或加以考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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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栻:《张栻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版.

[3](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4](元)脱脱等撰:《宋史》,《二十四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

[5](明)吴道行,(清)赵宁修纂:《岳麓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12月版.

[6]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二),《四库全书》子部70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四部页刊初编.集部[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

[8]彭龟年:《止堂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版.

[9]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四库全书第117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李肖聃:《李肖聃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12月版.

[11]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2]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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