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与宋代蜀学

蔡方鹿 陈南君
2023-09-11


摘要:探讨与宋代蜀学的关系是张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不仅限于研究张湖湘学的关系。应以张与宋代蜀学诸多学派和人物的学术互动、学术交往、思想及其特点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中挖掘宋代巴蜀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和走向及张对蜀学的影响。通过深入探讨张与蜀学的关系,既丰富对宋代理学的研究,又丰富和创新对宋代蜀学的研究,从而全面系统认识和把握张之学与宋代蜀学的关系,为促进对巴蜀文化历史遗产的研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张宋代蜀学;湖湘学;关系;影响       


(1133-1180)是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对宋代理学和宋代蜀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乃“一世学者宗师”。朱熹对其评价很高,说张“天资甚高,闻道甚早,其学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的朱熹,“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遂有理学史上著名的“岳衡山之旅”和“中和之辩”,由此促进了朱熹思想的成熟和理学的大发展。朱熹对张极为钦佩,赞誉张:“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自称“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又曰:“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见得分明,不为言句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是当,非吾辈所及。”朱熹对张做出如此肯定的赞誉,足见张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黄宗羲亦评价说:“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东莱则言其杂,象山则言其禅,惟于南轩,为所佩服。”肯定张对朱熹的影响在吕祖谦、陆九之上。正因为张在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引起了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学者对张研究的关注,出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张的生平、政治思想、学术活动、理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经学思想、宗教观、历史观以及张思想的历史地位等,而张与宋代蜀学的关系,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与宋代蜀学研究概述

以往学术界对张的研究,出了较多的成果,主要侧重在张的哲学、理学、政治、经学、教育等思想,与朱熹的关系、对湖湘学派的影响等方面,而对张与宋代蜀学深层次的关系,对蜀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张三苏蜀学,与成都范镇、范祖禹、范仲、范仲艺、范荪等相传的范氏家学的关系,以及对以宇文节、陈概等为首的二江学派(蜀地成都)的影响,二江学派对张之学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对张之后,张之学回流蜀地,在四川产生的深远影响(如张弟子、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吴猎在蜀地传播张之学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等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并通过深入探讨张之学对宋代蜀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来厘清宋代巴蜀文化发展演变的线索,如何形成巴蜀文化发展的高潮和巴蜀文化的鲜明特色,以及反过来又促进了整个宋代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大发展。既立足四川,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又发挥区域文化特色在全国产生的影响。通过以张这样一个既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又是著名四川历史名人、重要思想家为入点,把巴蜀地域文化与全国时代思潮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有突出的四川地方文化特色,又有全国性学术思想的重要影响。这不仅对于把时代思潮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亦是新时期文化强省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探讨张与宋代蜀学的关系以及张对宋代蜀学的影响,应以巴蜀文化发展到宋代蜀学和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理学为视角,探讨张之学对巴蜀思想文化的吸取和借鉴,又与时代思潮——理学的发展相结合,通过自身思想的发展,与同时代众多的理学和蜀学人物相互交往,促进了理学,同时也促进了宋代蜀学的大发展。在研究视角上,以宋代蜀学作为沟通张理学与巴蜀地域文化的中介和桥梁。

所谓宋代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宋代蜀学指北宋以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广义的宋代蜀学包括了两宋时期的眉山三苏、绵竹二张(张浚、张)、井研李氏(李舜臣及其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丹棱李氏(李焘及其子李壁、李)、成都范氏(范镇、范祖禹、范仲、范子长、范荪)、新津二张(张唐英、张商英)等人,还有就是周敦颐、程颐入川讲学及其在蜀后学吕陶、蒲宗孟、定、谢湜、李石等,二江学派(宇文节、陈概等),以及度正、魏了翁㬊渊、吴泳、等著名理学人物,他们融合蜀、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四川地区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所以,从广义的宋代蜀学的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宋代蜀学发展到南宋,崛起了张、魏了翁两位著名人物及所代表的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其影响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派。

所以应以张与宋代蜀学诸多学派和人物的学术互动、学术交往、相互关系、思想及其特点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中挖掘宋代巴蜀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和走向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探讨理学与蜀学的关系,目的是为了丰富和创新对宋代蜀学的研究,全面深入地去认识和把握张之学与宋代蜀学的关系,为促进巴蜀文化历史遗产的研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基于以上思路和视角,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自身的思想,张与理学的关系,张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张思想的当代价值

二是之学与三苏蜀学、绵竹张浚家学、井研李氏之学、丹棱李氏之学、成都范氏之学、新津二张之学的关系,张对周敦颐、程颐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张对二江学派的影响,吴猎、度正、魏了翁对张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三是巴蜀学术与理学的互动,宋代蜀学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张对宋代蜀学发展的贡献,宋代蜀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宋代蜀学的当代价值

研究方法主要是把地域性文化与时代思潮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除保持巴蜀文化自身思想的特点外,也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从中华文化的多元互补的特质出发,采取多维视野的角度来研究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思想家会同蜀、,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汉学与宋学,促进了中国经典诠释思想的发展。以张为代表,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融会各家各派,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巴蜀文化的发展。

巴蜀文化发展到宋代,各家各派相互交流、相互辩难,相激相荡,形成发展的高潮,并以其自身的特色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张为宋代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代蜀学的内涵是多元互补的,早期以三教融合为主,后来则蜀会通,又逐渐转向以理学思潮为主,同时具有自身兼容诸家,重人情、重躬行践履、注重事功、不尚空谈的特征,为明清之际全国及巴蜀地区实学思潮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重义理而不废训诂,亦重数,把义理与训诂、数与义理结合起来,对巴蜀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魏了翁等人身上得到体现,如此丰富了蜀学的内涵。张理学中明显的心学倾向也给宋代蜀学带来深刻影响,不仅魏了翁折衷朱陆而以心学为主,而且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蜀学人物游似也倾向于心学,并向理宗皇帝进讲其心学观点,这预示着学术发展由理学而心、理融合,到转向心学的趋向。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应用价值

1、研究意义

通过展开张与宋代蜀学的关系、张对宋代蜀学影响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范围,不仅将深化对张之学的认识与理解,而且亦可加深对宋明理学、宋代蜀学的整体把握。以往学术界侧重于对张与湖湘学、张与朱熹关系的研究,而对张与宋代蜀学关系的探讨和研究尚待于加强。在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认真梳理张之学与眉山三苏、井研李氏(李舜臣及其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丹棱李氏(李焘及其子李壁、李)、成都范氏(范镇、范祖禹、范仲、范子长、范荪)、新津二张(张唐英、张商英)之间的关系,对周敦颐、程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二江学派宇文节、陈概等人的影响,与度正、魏了翁等理学人物思想的异同,进而归纳概括出宋代蜀学的特征及与时代思潮的互动,这本身就具有相应的创新性。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深入研究、挖掘宋代蜀学的内涵、理论构成和学派体系,进而分析包括宋代蜀学在内的整个蜀学的特征,在巴蜀文化史上的地位等,这对于客观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巴蜀文化发展的第二高潮——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认识和把握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2、应用价值

此项研究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外,还具有相应的应用价值,即研究成果可转化为四川乡土教育的教材,撰写绵竹等地的校本教材,增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爱家乡的情怀。树立以家乡的历史名人为荣,进而宣传家乡,建设家乡,这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把爱国体现在爱家乡上。体会到爱国、爱家乡、爱家乡名人所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张对宋代蜀学的影响

作为蜀人,张长期在湖湘一带活动,而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从全国性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沟通、相互体现,以及思潮与各地流派及思想互涵的角度讲,张对宋代理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宋代四川理学的发展。并通过讲学和学术交往,使宋代湖湘学与宋代蜀学相沟通,扩大了理学思潮在蜀地的流传和影响,由此促进了宋代蜀学及四川理学的持续发展。而宋代蜀学和四川理学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宋代理学发展的一个表现。


(一)之学回流四川,促进了四川理学的发展

栻之学除盛行于湖湘一带外,还回流四川,对蜀地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后,又回到四川讲学,传播了张的理学思想。另一些四川学者则私淑张,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也传播和发展了张的思想,这就促进了宋代蜀学的进一步发展。全祖望指出,张的四川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传张理学于四川的主要有张的蜀中门人宇文节、陈概、范仲等学者,以及张私淑弟子中的蜀籍学者虞刚简、魏了翁等。

宇文节(-1213),字臣,成都华阳人,张外弟,从张学。其祖父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父宇文师瑗,显阁待制,两人均出使金国而遭到金死。宋孝宗念其无子,命其族子宇文节为后。宇文绍节举进士,历官宝阁待制、知庐州、湖北京西宣抚使、知江陵府、试吏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等职。

宇文节以张为师,张教之以本源之学。魏了翁云:“尝见宇文臣,自言某向尝亲登张南轩之门,面传遗言,凡作文字须从源头说来。”强调读书作文须从本源上做起,这对宇文绍节产生了影响。

吴曦据蜀叛乱,宇文节被任以西讨之事。他建议:如果进攻四川,吴曦必固守瞿唐关;如果驻军荆南,则有损威望。听说随军转运安丙素怀忠义,不如授以密旨,必能使安丙除掉吴。结果宇文节的建议被采纳,吴曦遭诛,叛变得以迅速平定。

宇文节继承了张知以统行、知行并进和重行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治理国家的实事中去。张曾为宇文节作《顾斋铭》,教以重行、惟实的思想。其言曰:

广汉张某名华阳宇文绍节之斋曰“顾”,且为之铭:

        人之立身,言行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伊昔君子,思其严其枢机,立是防闲。于其有言,则顾为。毫厘之浮,则为自欺。克谨于出,内而不外。确乎其言,惟实是对。于其操行,则顾言。须臾弗践,则为己。履薄临深,战兢自持。确乎其行,惟实是依。表里交正,动静迭资。若唱而和,若影而随。伊昔君子,胡不慥哉勿渝,是敬是保。   


告诫宇文节要加强道德修养,时时顾及自己的言行,将道德原则贯彻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亲身践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兢以持,做到“确乎其行,惟实是依”。其所谓“表里交正,动静迭资”,即是指要把里、静之知与表、动之行结合起来,不能只知不行,只静不动。张的这一思想无疑影响到宇文节,并在宇文节的实际治理中得到体现。

陈概,字平甫,普城(今属四川)人,张弟子,乾道己丑(1169)进士。《南轩集》收有张答陈平甫书信十三篇。师徒两人讨论了仁、天理、心等有关宋代理学的重大学术问题。先是陈概来书求教,把自己的论著“连”寄给张,然后张把自己的观点“批呈”给陈。通过这样的方法,陈概得益于,掌握其师说。

关于仁,陈概问:“不可息者,非仁之谓?”回答说:“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说仁,未尽。程子曰:‘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为仁。须于此深体之。”陈概对于仁与不息的关系有疑问,张告诉他,仁固然是不停息的,仁无时不在,无处有,但仅以不息说仁,还不全面。正如公与仁相近,但不可把公作为仁一样,仁的涵义是较为广泛的,不能仅以不息和公来概括仁。

关于对天理涵义的认识,陈概开始仅把天理理解为事物自然而然的规律。张肯定了陈概的这一认识,但他接着指出,天理的涵义不仅如此,天理还有爱亲敬长的道德伦理的涵义。张栻向陈概传授天理是客观规律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范畴这一理学要旨。

陈概问

        吾心纯乎天理,则身在六经中矣。或曰:何谓天理?曰:饥而食,渴而饮,天理也;昼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为人欲矣。


答:

        此意虽好,然饥食渴饮昼作息,异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与吾儒异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爱亲敬长之端,最为亲切,于此体认,即不差也。


认为,仅认识到饥食、渴饮、昼作、夜息等客观规律是天理,还不能把儒家学说与“异教”区别开来,要从爱亲敬长的伦理规范中体认出天理,这才是最重要的。

陈概通过向张问学,不仅继承了张的理学思想,而且带动了蜀中学士纷纷求学于张之书,于是张学说盛行于四川。《宋元学案》记云:“淳熙、嘉定而后,蜀士宵续灯、雨聚以从事于南轩之书,湖湘间反不如也。然则平甫之功大矣。”这说明宋孝宗淳熙年间至宋宁宗嘉定年间以来,张学说在四川广为流传,相比之下,湖南一带反不如四川。这里面,陈概的倡导之功不容忽视。陈概曾言于张,打算收集自汉唐以来诸儒之嘉言懿行编为一书,目的是为了明道统。然惜其著述无所传,未能进一步了解其思想。

此外,值得肯定的是,陈概在的学术交往中,于乾道八年(1172)把“道统”二字连用,这比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牒》中把“道统”二字连用提早了七年。体现了陈概对道统思想发展的贡献。

范仲,字文叔,成都华阳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弟子,正献公范祖禹之后。历官通直郎、国子博士兼皇侄许国公府教授、著作郎知彭州。学者称其为月舟先生。庆元党禁时,被列入“伪学逆党籍”。

范仲从张问学时,蜀人对张学说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张虽为四川人,但自幼居湖湘一带,后来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书院,对湖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多有贡献,对四川的影响反而不如湖南。但自从范仲黼等蜀人求学于张后,把张的学说传播到四川,使其在四川的影响渐渐大起来。范仲拜张为师,杜门十年,专心求学,着意于功名进取。张嘉其志,特为其书房作铭。张题曰: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斋,予嘉其志,为铭以勉之:

        人之心,何危?百虑,走千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摄威仪。以整,俨若思。主于,复何之?事物来,当其几。应以专,匪可移。理在我,宁彼随?积之久,昭微。静不偏,动违。嗟勉哉,自迩卑。惟勿替,日在兹。


在此勉励范仲,要主一自持,敬守此心,不要被外物所引诱。他指出,理在心中,岂能随物而流。只要专一工夫积累多了,心体自然会昭然而明。范仲通过问学于张,成为南宋道学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庆元三年(1197)的党禁中,范仲被列入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籍”而遭打击。

范仲晚年讲学于四川的二江之上,“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当时二江有九先生,都是传张学说的南轩弟子或私淑弟子。其中有“四范”:范荪、范子长、范子该、范仲。另外有薛绂邓谏从、虞刚简、程遇孙、宋德之等。二江九先生中以范仲为最著名,“乾、以后,南轩之学,盛于蜀中,范文叔为之魁。”一些来不及直接师事张的四川学者,纷纷通过范仲而私淑南轩,求得南轩理学,并将其传播开来。当时任成都府通判的李修己,曾从南轩游。他也参加了二江九先生的讲学活动。“二江范月舟者,南轩高弟也。方聚同志讲学,先生(李修己)与上下其议论。时蜀中后进盛从事于南轩之教,而先生与延平张仕子真参焉。”李修己乃江西豫章人氏,也为张弟子。当范仲在二江讲学时,他与张的另一弟子张仕也参加进来,相互议论。由于范仲等人的讲学活动,使得南轩之学大行于蜀中,促进了四川理学的发展。

虞刚简(1164-1227),字仲易,一字子,仁寿(今属四川)人,张私淑弟子。其祖父虞允文官至丞相,曾率宋军抗击来犯金兵,取得采石之战的胜利。虞刚简举于礼部,淳熙十六年(1189)任监成都府郫县浦镇酒税。后历任知华阳县、绵州通判、知永康军、知简州、利州路提点刑狱等职。在成都华阳时,虞刚简与张门人范仲、范荪、范子长、范子该、李修己、张仕、宋德之,以及张的私淑弟子薛绂邓谏从、程遇孙,蜀学学者李心传、李道传等十二人“相与切磋义理之会”。其中有著名的“二江九先生”,以及著名学者李心传、李道传等。他们以讲求义理及南轩之学为己任,使南轩之教盛于蜀中。其后,张的另一私淑弟子、著名理学家魏了翁任职西川幕府时,与虞刚简相识如故交。在魏了翁的《鹤山集》里,涉及虞刚简的内容比比皆是。魏了翁反复引用虞刚简的一句话是:“昔者虞侯仲易尝为我言:‘伊洛之学,非伊洛之学,洙泗之学也;洙泗之学,非洙泗之学,尧舜三代之学也。’余以其言为然。其后又见侯以是赠言于朋友,勒石于斯宫,率缕缕申言之。”表明虞刚简把二程理学与孔子儒学结合起来,也就是儒家推崇的尧舜三代圣人之学。这与张等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具有共同性。

虞刚简筑室于成都之合江,以教授学者。范荪为之题榜曰:“沧江书院”。学者称其为沧江先生。虞刚简研读儒家“六经”,于《易》尤为精研,集十六年之功,将周敦颐、二程、邵雍、朱震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随文申义,著为《易说》。大旨在于把探讨阴阳五行之奥秘与日用躬行相结合,使学者迁善远罪。另著有《语解》、《诗说》。张栻高足吴猎曾评价说:湖湘是张学说流风所据之地,但虞刚简这样掌握了南轩之学的人却很少。给虞刚简以较高的评价。讲学二十年来,学子不论知或不知,都称他沧江先生。士子学者登门求教者盈门,座无虚席,灶无停炊。虞刚简去世时,蜀之士民深切怀悼,学于成都的学子二百余人,聚哭于沧江书院。魏了翁为之作《墓志铭》,赞其学“博以致约”,“华以实”,“维蜀有人,虽死而固存”。对虞刚简在宋代四川学界的地位给以较高的评价,这体现了张之学对虞刚简及宋代蜀学的影响。


(二)吴猎传理学于四川

吴猎(1143-1213)是张著名弟子、南宋理学家,字德夫,号畏斋,潭州醴陵(今属湖南)人。乾道初,年二十三岁时从学于张。乾道三年(1167),朱熹访于长沙,吴猎直接受到朱张二人的教诲。曾任岳书院堂长,对书院的教学起过积极作用。淳熙二年(1175),赐同进士出身。历官知无锡县、除监察御史、江西转运判官。庆元党禁,吴猎被列入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籍”之中。党禁后,吴猎起为广西转运判官、除户部员外郎、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后加宝阁待制、京胡宣抚使,又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1213)卒,文定。著作有《畏斋文集》。

吴猎发扬了张理学主张抗战,反对投降的传统,直接投身于抗金斗争。在他主管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知江陵府时,积极备战,修筑防御设施。当金军包围襄阳、德安,游骑进犯竟陵时,吴猎节制本路兵马,派遣张荣增援竟陵。又整编前线退兵,分援襄阳、德安。金军再犯竟陵,张荣败死,襄阳、德安告急。这吴曦又在四川反叛。吴猎临危不惧,指挥自若。他一面派遣勇士入竟陵,命其将王宗廉死守,一面调动大军分道夹击。金军见势不妙,退兵而去。吴猎又督董逵率军进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领军增援襄阳,遂解襄阳之围。

为了平定吴曦叛变吴猎留住离京返蜀的魏了翁,请为参议官,委以西事。又报请朝廷,派王大才、彭辂分兵守险,以待王师。后安丙诛吴曦,宁宗下诏,令吴猎入蜀,处理善后之事。吴猎上报倡义之士十五人、守节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伪命九人,各为奖惩。又指出蜀之弊病,莫盛于,请赋役。于是便将无名之供、烦重之赋,一切减,安定了民心。吴猎死后,“蜀人思其政,画像祠之”吴猎治蜀的政绩,深得人心。

吴猎不仅在抗击侵略、治理国家方面卓有成效,而且敢于上疏直言,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怕打击排斥。当禁“伪学”之际,吴猎上疏反对。他说:“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昨又闻讲朱熹以御札畀祠,中外骇,谓事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吴猎反对把朱熹等人罢官,认为禁理学必将导致乱政。结果宋宁宗不听劝谏,反把吴猎罢官,打入“伪学逆党籍”。这亦表现出吴猎在逆境下坚守信念、敢于评政议政、不惧权势的精神。这正是理学精神的体现。

吴猎在学术上继承了张的思想,从张闻求仁之要,终身诵而行之。他不仅在岳书院任堂长时教授、传播张的学说,而且在知成都府任上,“与士子讲正学”,宣传张的理学思想。嘉定元年(1208),吴猎在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命知成都府华阳县的度正在成都府学汉文翁石室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并配祠朱熹、张。为此,度正代吴猎作《祭府学三贤文》,积极宣扬理学,这也代表了吴猎的思想。又揭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教诲之,请魏了翁记其事。使包括张思想在内的理学在嘉定之得以流传于蜀,扩大理学在四川学界的影响,为促进理学在四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嘉定元年(1208),张弟子、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吴猎到任。当时在成都就学、参加春秋试的学子有数千人,另有弟子员五百余人。吴猎于成都府学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又命知成都府华阳县度正在成都府学汉文翁石室的西面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并配祠朱熹、张。延请魏了翁为之作记。于是魏了翁作《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记述了周程三先生在四川活动的事迹,并抨击“庆元学禁”,宣传理学思想。

吴猎之学得之于张。度正记云:


盖公之学得于南轩先生,南轩得于五峰,五峰得于其父文定公,文定公亲见伊川门人谢显道、侯师圣。而考论之其渊源远矣,自公再命作帅,未及下车,则曰兴学校,正人心,非第一义乎!于是揭白鹿学规,以道学者趋向,刋程氏遗书,经学使知渊源所自,朔望必至学宫,亲与诸生周旋,又择知经者,与诸生陈说大义,而公动容貎,出词气,誾侃侃,观者叹息,闻者兴吉,士风为之一变焉。石室之学通养六十州之士,至是来者甚众。学将乏,有富室之田当籍于官者,或曰归之有司,可济用度。公曰:如此是利之也,所益几何?而所损多矣。于是以其半继絶,以其半养士。公之政大率如此。初公之来,议祠溪、明道、伊川三先生于学,而又从以庵、南轩。又谓故礼部郎中范公游庵、南轩之门,而传其学者,实为乡先生,遂并列之,于是天子召公将用之,行有日,学之士请于教官愿图公于诸老先生之后,以为学者无穷之思,教官虽如其请,而度公不恱,不敢以告,寻校艺它郡,岷阳苏在镕实摄其职,董其事工谓正曰:愿有以记之,正惟公在蜀三年,劝农桑,兴孝悌,奸恶,掩埋骴,养老恤孤,严教阅,振军伍,修官寺之坏,通沟洫之废,凡可以为根本之计,久远之虑者,无不为,为之无不至,其可书者,盖甚众。然正独详于学校之事,且备论学之功用者,所以明风化之本,使来者有考云耳。嘉定三年三月乙卯,门生通直郎,知成都府华阳县,主管劝农事,山阳度正谨记。


从度正为吴猎所作的记中,在一定程度上可见张对蜀学的影响,通过其弟子吴猎在蜀三年的作为表现出来。


(三)魏了翁继承张,发展了宋代蜀学

经世致用,重义理而不废训诂,亦重数,把义理与训诂、数与义理结合起来,以及其所具有的心学倾向对魏了翁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巴蜀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侈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内修外,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使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也是有所启示,而值得提倡和借鉴的。

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继承并发展了张的经世致用思想,魏了翁重视事功,“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魏了翁具有调和蜀、的倾向,而与正统理学家排斥三苏蜀学有所不同。从而集宋代蜀学及巴蜀理学之大成。

受张的影响,魏了翁表现出兼容汉宋的倾向,他既批评汉学流弊又将义理与训诂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魏了翁在作《九经要义》时,删除注疏中的谶纬之说,便是对郑玄等汉学家治经流弊的针砭。

魏了翁经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不盲从旧权威,直接求之于儒家原始经典,从“圣经”中挖掘出拯救现世弊端的“活精神”,由此他批评宋学兴起后出现的弊病,超越朱熹,勇于创新,以循环读经来“自明此心”。其心学倾向便是受到张思想的影响。

魏了翁不仅是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而且是继张之后宋代四川理学的著名人物,他不仅对整个理学,而且对宋代四川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魏了翁主要活动是在四川,他居官、讲学,传道授业,在与众多蜀中理学人物的交往中切磋交流,共同发展了蜀地理学,而成为集宋代四川理学之大成的人物。魏了翁集宋代四川理学之大成,主要表现在他在四川创办了著名的鹤山书院;在四川大力传播理学,扩大了理学在四川的社会影响;并确立了具有四川地域文化特色的理学之鹤山学派,成为该学派的理论代表。

《宋元学案》为鹤山学派专立《鹤山学案》云:“鹤山兄弟同时共学,鹤山早达,而闻道亦最早。东叔学于范氏,西叔学于李、宋之间,因以私淑于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轩之瓣香也,而鹤山益旁搜诸家以大之,盛矣。”指出魏了翁之学及与当时交流之学者,皆师承或继承南轩之学而受其影响,而魏了翁搜集诸家而发扬光大,带来蜀学的兴盛。

不仅由蜀入湘,促进了湘学的发展,而且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在湘两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近人夏君虞在其所著《宋学概要》里有所评述:“南轩承继了家学,又受学五峰,于是蜀学与湖南学合流。而南轩一人占住了蜀学与湖南学两席。”这里所说的张承继了家学,是指张父张浚乃伊川、东坡再传门人,即为程颐在蜀后学。张浚精于易学,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曾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后被罢官,贬往湖南潭州等地居住二十余年,建潭州城南书院。张生于四川,从小随父亲在各地居住,深受家学影响,并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主持岳书院教务,确立了理学中的湖湘学派。夏君虞认为张栻把蜀与湘学合流,在两地学术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总之,张对宋代蜀学的发展产生了客观影响,不仅促进了宋代蜀学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巴蜀文化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caifanglu1031@163.com;电话:13678110066;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邮编:610066陈南君: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邮箱:cnjwmh@qq.com电话:155281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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