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思想的日韩传播与接受

胡杰
2023-09-11


摘要:张栻著述《张南轩集》东传日韩,为繁荣日韩文化、促进中日韩文化交流、扩大湖湘学的国际影响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学术文献流布到日韩的途径不尽相同,如朝鲜半岛的张栻作品输入,主要是中国学者赠送、清政府颁赐、译官购买等方式;日本张栻文献的输入,由于政治、历史、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部分呈现为“中国—朝鲜—日本”的辗转输入形式;日韩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在研究的力度范围、张栻仁学、主静的修养功夫等方面也存在着异同,这说明,包括张栻思想在内的湖湘学在日韩传播与接受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湖湘学在海外的传播和交流。

关键词:张栻;日本;韩国;传播

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人,在南宋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张栻著述流布到朝鲜半岛、并通过朝鲜传至日本,成为日本、韩国(以下简称“日韩”)学者研究张栻思想最直接、最权威的文献资料。日韩学者关注张栻著述和及其思想的传播,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因文化背景、翻译、训点的差异,张栻思想在日韩传播与接受深度和广度也有异同,这就为我们推进张栻思想,乃至湖湘学在海外的流传,扩大其影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关于张栻著述的日韩输入


在汉籍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以《张南轩集》等为代表的湖湘学文献通过买卖、赠送等方式流布到日韩,成为日韩学者认识、了解、研究张栻思想乃至湖湘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一)张栻著述的日本输入

《张南轩集》输入日本的记载可见于江户初期。此时,日本幕府统治趋于稳定,文化发展趋于繁荣。中国儒学适应幕府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成为日本幕府统治的重要选择,宋明理学诸多经典文献,包括张栻著述文献备受日本国的推崇。清世祖顺治十一年(1654,李朝孝宗五年)十一月,日本派遣朝使到朝鲜索求中国古籍,流传到朝鲜的《张南轩集》也在朝鲜向日本大量输出汉籍的背景中,流入日本并倍受青睐:

日本遗差倭平成政(赴李朝)求《仪礼经传通解》《中庸衍义》《医巫闾集》《性理群书》《张南轩集》……(李朝国王)命礼官议之。礼曹启曰:“倭差所求十四件书册,经乱之后,或有未及刊行者,请随其所有而赐之’。(李朝国王孝宗)从之。”

(檀君历三千九百八十七年,朝鲜孝宗五年)十一月,应日本之请,朝鲜送其《医巫闾集》《张南轩集》《朱子语类》《五经大全》等汉籍及朝鲜文人李滉《退溪集》。

在日本,张栻著述《张南轩集》至今还保存有朱熹序文的四十四卷本较为珍贵的藏本,如: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有朝鲜古活字本(骏河御让本)、内有后学宜兴沈晖“重刊南轩先生文集叙”的宽文九年(1669)和刻本、通行本(包含有1975年广学社印书馆影印且删去道光刊序的台湾大学藏道光刊本、广岛大学藏咸丰四年重刊本)。其中和刻本中附加的日式读法的“训点”,是在日本儒学文献的收集、传播过程中逐渐产生的重要研习成果。这种研习成果,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日本人研读汉籍的障碍,也为日本人进一步阅读、了解、研究、传播张栻思想提供了方便。

(二)张栻著述的朝韩输入

湖湘学著述输入朝鲜半岛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明朝。李朝成宗十二年(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宪宗赐朝鲜《致堂管见》《资治通鉴》《程氏遗书》等中国文献古籍各一部。此后,湖湘学文献随着中国古籍东传朝鲜。中宗十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11月,朝鲜使臣金安国在明朝购买了《胡子知言》等书,并为此启奏国王“臣到北京,自念圣上留心性理之学,大夫士亦知向方,思得濂洛诸儒全书及他格言至论,以资讲习。……所谓《张子语录》、……《胡子知言》等书,皆濂洛诸贤之所著也。”遗憾的是,“由于朝鲜明代藏书在壬辰倭祸中荡然”,清朝时期,清政府和朝鲜两国使节差官往来时在彼此国都及中途所从事的贸贩活动,中国图书文献流入朝鲜甚多。在朝鲜“私人藏书许多为中国学者所赠,政府(指朝鲜)所贮除少数为清廷颁赐者外,均属购买。该政府定有购书奖叙之规,故每次出使译官等均努力搜购,有时且派专人购买,如康熙五十九年一次买到五十二种一千四百余卷,雍正十年购得十九种四百余卷。”据张存武考证,清朝中国图书流入李朝“繁多不胜故举”,大概有100部,其中就有《张南轩集》等典籍。这充分说明,包括《张南轩集》等汉籍文献,主要是通过中国学者赠送、清政府颁赐、译官购买等方式流布到朝鲜。张栻著述文献等诸多汉籍在清朝流传到朝鲜,而且其中一部分文献又通过朝鲜输入到日本,朝鲜半岛不仅成为中国古籍文献流入日本的桥梁,更是为中国、日本、韩国文化交流的作出重大贡献,“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韩两国,其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古代中、韩、日、越四国共同创造的‘汉字文化圈’中,贡献最多的,除中国外,就是韩国。文献典籍的交流,是文化交流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中国与韩国在文献典籍方面的交流,比之其它各国更早、更多、更广泛。”流布到韩国的《张南轩集》《胡子知言》等湖湘学文献,“皆要切于圣学”,成为韩国进行儒学教育的文献,系“经世治学切用巨帙”,其蕴涵的湖湘学思想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学校教育、国际交往的理论指引。


二、近代日韩张栻思想研究成果


20世纪以来,我国湖湘学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其中,蔡方鹿《张栻及其哲学》、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陈代湘《湖湘学案》、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学术著作对张栻思想的关注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呈现,对于日韩学者张栻之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张栻之学具有鲜明湖湘学术风格和理论特色,逐渐成为日韩学者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楠本正继、高畑常信等日本学者,秦钟元、苏铉盛等韩国学者均对湖湘学代表人物张栻及其著述有过研究。

(一)日本张栻思想研究概况

近代日本学界出现两个研究湖湘学的学派,其中一派是以楠本正继、友枝龙太郎等为代表,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用湖湘学说明朱子学;另一派是以高畑常信、福田殖等日本学者以湖湘学立场研究湖湘学,用朱子学说明湖湘学。这两派学者主要以张栻等湖湘学代表人物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在张栻思想研究方面,如张栻仁说思想、张栻思想变迁、湖湘学与朱子学、心学之间学术交流和影响等,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

其一,专题研究论文。1982年至1996年,《东京学艺大学纪要》先后刊登高畑常信《湖南学的仁说》《张南轩四十岁的仁说与朱子的仁说》《朱子、张南轩、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异同》(日译);1972年至1979年,《哲学》(广岛哲学会)刊登《湖南学的已发未发》;1974至1976年,《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陆续刊登《张南轩的思想变迁》《张南轩<论语解>的成书过程及其特色》《<张南轩集>的版本》《张南轩年谱》。另外还有专门的“仁说”研究,1987年,《中国文学论丛》(樱美林大学)刊登《张南轩三十岁阶段的仁说》;1994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第三集发表《朱子的湖南学批判——<朱子语类>卷一○一译注》,其中有《张南轩四十岁的仁说与朱子的仁说》《朱子、张南轩、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异同》(译注)等。以上论文的发表,说明高畑常信致力于湖湘学全方位、多角度研究,并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打开了一扇管窥日本湖湘学研究成果的窗口,这对于发展日本文化、扩大湖湘学在日本的影响,促进东亚儒学的发展与繁荣起重要作用。

其二,著述文献。1976年3月,高畑常信《张南轩集人名索引》(日文)由采华书林出版。本索引以台湾广学社印馆的清道光刻本为底本,详细列出《张南轩集》中所有宋人的五十音索引、总画索引、姓氏索引并附录有作者发表的有关研究张栻的论文及刊登期刊,诸如在《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先后发表《张南轩的思想变迁》《<张南轩集>的版本》《张南轩年谱》《张南轩于静江府的治政》,在广岛大学《哲学》上发表《朱子对张南轩<论语解>的影响》《关于张南轩<论语解>一本云》等。高畑常信的《张南轩集人名索引》及其发表的张栻研究的有关论文,为学界研究湖湘学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为我们研究海外湖湘学、特别是日本湖湘学提供了一手、权威的文献和原始材料。

又《张栻年谱》(日文),日本学者高畑常信撰写。东南三贤中,朱熹、吕祖谦均有年谱,道光年间,宁乡王开琸辑刊《南轩公年谱》、民国时期胡宗懋有《张宣公年谱》,之后又有日本学者高畑常信《张栻年谱》,该年谱以秋山书店出版的《宋代湖南学研究》为底本,借助《张南轩集》(咸丰甲寅重刊绵邑张南轩祠藏板本),参阅朱子《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杨万里《张左司传》、友枝龙太郎《张南轩思想的特色及其变迁》,对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形成日文版学术著作《张栻年谱》。

又《纲斋先生语录》(日文)。日本学者纲斋弟子若林强斋《纲斋先生语录》撰写。这是一部有关于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讨论的语录著作。作品中,纲斋认同朱子依据张栻论述所写的行状属实,同时又认为,明商辂等撰《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描述张浚杀曲端一事,并明确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大错特错”的。这一观点,间接反映出浅见纲斋肯定了张栻对张浚行为描述的客观性。在语录中可发现,浅见纲斋有引用张栻等湖湘学先儒思想用于著述并以此为基础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偏好。为了证明养子的危害及其弊端,浅见纲斋有很多引文涉及到湖湘学派学术代表人物的思想,对张栻等湖湘学代表人物观点的引用,足以说明浅见纲斋对湖湘学的重视,表现出其对张栻的推崇与接纳,同时也反映了湖湘学在日本江户时代具有获得创新和发展的积极环境。

又《中国哲学史概论》(日文)。日本学者渡边秀方。包含对胡宏、张栻的学术论述“近世哲学·程门诸子胡五峰/朱子讲友张南轩”。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渡边秀方研究湖湘学,不是以湖湘学的立场来理解湖湘学,而是以河南洛学、福建朱子学的立场概论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反映出渡边秀方重视洛学、朱子学,而忽视对洛学、朱子学、婺学等诸多地域儒学有重大影响的湖湘学,进而也影响到他对湖湘学了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其三,湖湘学与朱子学、陆九渊心学关系研究中的张栻之学研究。如友枝龙太郎《朱子的思想形成》从朱子学的立场研究张栻,对湖湘学主要代表人物张栻与朱熹思想的演变关系,有较深入的认识。友枝龙太郎认为,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湖湘学主要代表人物张栻自然与朱熹思想的演变关系密切,“朱熹四十岁提出的‘已发未发说’对其仁说、太级说、鬼神说、格物说等学说的形成给予的影响,并且还涉及到与张栻、陆九渊的关系等问题。”友枝龙太郎认为,受张栻的影响,朱熹提出阴阳就是道的未定之说,并经过与张栻辩学,同意其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朱熹之所以能够放弃其旧说,提出被学界所认为的新说,离不开其与张栻之间开展的“中和之辩”,在朱子学和湖湘学两种地域文化进行学术辨难、交流中,各自吸收对方学术的建设性因素、摒弃其瑕疵性因素,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

又日本早稻田大学永富、青地所撰《张栻与同时代的学者们》,主要对张栻、朱熹、陆九渊之间的思想影响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认为“朱熹对吕伯恭非难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对张栻的批评。”并通过《朱子语类》卷124的例证,提出:“朱熹认为张栻原来的思想是与陆九渊具有同样的倾向性,而且认为吕伯恭与陆九渊的思想是相互对照的。朱熹曾把张栻与陆九渊的思想归为心学一类,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其四,还有一部分日译、汉译及回流文献。如日译:《张南轩<城南杂咏二十首>译注》及《朱子<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译注》。日本学者高畑常信译。在译注引言中,高畑常信梳理了张南轩《城南杂咏二十首》撰写的背景,认为张南轩《城南杂咏二十首》作于乾道三年九月之前;并提出朱子与张南轩通过《纳湖》《丽泽》形成朱子访问长沙的约定。对于这些诗题顺序,高畑常信认为,“张南轩与朱子有不同之处,原因不明。”对此,该注文有所阐释。在具体的译文中,高畑常信对比较难理解的词汇,引用相关志书。例如《善化县志》、《长沙府志》、内阁文库藏《长沙府岳麓书院志》(康熙二十六年序刊本)、《张南轩集》《朱子文集》以及相关汉籍文献,例如《楚辞》《诗经》等予以注释和研究,对于朱子到访长沙的时间、张南轩城南书院的旧址,妙高峰的所在及其他始终歌咏的纳湖、南阜等都进行考订,译注中的阐释,不仅既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对于湖湘学的日本接受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传播与影响价值。

汉译:刘侃元翻译、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湖南籍学者刘侃元译、日本学者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这部学术著作中有关于张栻学统、性说等思想的学术论述。

(二)韩国张栻思想研究

上世纪初,韩国学者关注关学张载、洛学程颢程颐、朱子学朱熹、心学陆九渊等等宋代思想家,并对这些地域儒学文化形态展开学术研究,鲜有学者把张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弥补宋代理学研究的不足,近代一部分韩国学者将张栻哲学思想作为研究湖湘学的主要对象,力求借助对张栻思想的创新和特色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理学的历史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张栻全集》与其他湖湘学文献流布韩国,保存在韩国众多大学的图书馆,担负起推广宣传湖湘学、研究湖湘学的神圣使命。例如,朱汉民著《湖湘学派史论》,作为岳麓书院学术文库的湖湘文化硏究系列,收藏在韩国国家中央图书馆;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作为国学文化硏究丛书系列,收藏在成均馆大学中央学术信息中心、崇实大学图书馆等藏书机构;朱汉民著《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经朴英顺翻译成韩语后,于2011年由首尔学古房发行,作为韩国学术丛书系列,收藏在国家中央图书馆、首尔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等32所大学图书馆(信息中心)。

与韩国学者推介、创新湖湘学相对应,中国科研机构和学者也在积极以收集、刊印、推荐韩国主要儒学代表人物的著作,2007年启动的第一批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历经10余年搜集了2000多种稀见文献的800巨册文库图书,其中,收集韩国儒学泰斗李滉《退溪先生全书》、知名儒学家李珥《栗谷先生全书》、田愚《艮斋先生全集》等学术专著,这些文献大多涉及到湖湘学,包括有张栻之学等等研究成果。

2002年韩国留学生苏铉盛的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张栻哲学思想研究》,对张栻的生平、师承、仁学思想、中和说、太极说、心性论、功夫论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是韩国学界系统研究张栻思想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苏铉盛《张栻早期仁学思想考》认为张栻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仁学,并将张栻仁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裒集旧编《希颜录》、编纂《洙泗言仁录》到修订《希颜录》为一段;其二是从争论观过知仁、以觉训仁、朱熹《仁说》到自作《仁说》为另一段。”苏铉盛认为,为了让学者先了解“求仁之方”,然后“自进于圣人之门墙”,张栻广搜孔子言说和颜子言行并加以取舍并提出自己的仁学观点。

2013年,《国学》第67卷发表廉在妍《张栻心理学研究》,主要研究张栻哲学中与心有关的一些内容。2017年,《韩国哲学期刊》第55期发表李允贞《张氏(栻)“仁”研究》,认为对于张栻仁爱理论完整地反映了其思想的转变过程,出现在形而上学与心理价值论的结合点上,张栻受到程颢仁慈的影响,建立其仁的学说,而且通过与其学术交流,对朱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日韩张栻思想研究比较

《张南轩集》等湖湘学文献东传到日韩后,成为两国学界研究湖湘学的主要文献,并取得一定学术成果。但因文化背景、翻译、训点等诸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朝鲜李朝李滉从“静”的角度,关注张栻主静的修养功夫

16世纪,中国程朱理学逐渐走向衰落、陆王心学兴盛,朝鲜李朝正是朱子学兴盛高峰之时,对朱子学有重要影响的张栻之学也成为李滉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李滉关于张栻居敬说的一大特征、亮点和创新在于,他用《周易》“响晦入宴息”“乾乾不息”阐释张栻主敬李滉认为“响晦入宴息”的意思即使休息也不忘记敬。在李滉看来,与张栻同时代的学者李季修错误地认为晏息为安逸之意,与《周易》“乾乾不息”是两码事,张栻对这种错误给予纠正,张栻曰:“所谕敬之说,谓用力诚不可怠惰,而向晦宴息亦须随时。某以为向晦入燕息乃敬也,知向晦燕息之为非怠惰,乃可论敬之理矣。”故而李滉认为,张栻的语意是怠惰就是放纵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不安逸就不会停息,只有敬就会内心清朗,情绪安定,进而就会安静地修身养性,因此,只要人懂得休息,就会进入敬的状态,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就会明白论敬的道理。所以李滉曰:“盖怠惰则欲织情流而不宴不息,惟能敬则心清气定,而可以安养调息,故人能知宴息,亦以敬而非以怠惰,则可与论敬之理矣。此南轩之语意也。”

由此,李滉认为南宋李季修不懂得君子以响晦入宴息,发随时之义,随时以敬而不以安求这种修养功夫,这是张栻批评李季修的原因,同时,李滉也在反省居敬的功夫,坦诚其不细推《周易》“响晦入宴息”“乾乾不息”以及张栻语意的深奥,提醒学者申启叔要理会张栻语意的真正内涵,贯彻合敬于宴息为一的居敬思想。其曰:“君子昼居于外,则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夜处于内,则惕厉不欺,寝亦不尸,无时而不敬也。但不欺、不尸比于乾乾不息,则为安为息,故孔子赞《易》,因雷藏泽中之象,而发此随时之义,非谓此时可不以敬而惟安之求也。而季修不识此理,意谓画日当用力于敬,而响晦则可舍敬以为安。故南轩力辨其非也。前者滉但言昏夜不可不敬,而不细推《易》与南轩语意之曲折,固为疏漏,至如吾君但执南轩语意之表,似以宴息与敬为二事而互言之,而不知其理之精,实合敬于宴息而一之者也。”

从张栻居敬说的阐释可以看出,张栻的这一思想与李滉主张以敬为本论,“敬自兼动静,不当与静对分动静”的思想基本一致,故而李滉认为张栻与儒家经典和儒家先贤不同,既明白主静的含义,又在敬上下功夫,更与佛道二教不同,“今南轩则不然。知即主静之意,又专意于敬,而觉主静之有味。其不流于禅,而得周程本旨可知。”同时,李滉告诫学者在为学、修养等方面向张栻学习,避免少走弯路,鼓励学者理解张栻的知敬即主静之意和专力于在“敬”字上做好道德修养功夫。其曰:“学者当求南轩何以知敬即主敬之意?又当求南轩所以能专力于敬字上者,如何而学主静之有味?以是勉勉加工可也,恐不当枉费心于分动静也。”李滉在其所献《圣学十图》的第九图《敬斋箴》原文中,提及张栻主敬说对朱熹和对李滉本人的影响,其曰:

朱子自叙曰:“读张敬夫主一箴,掇其遗意作敬斋箴,书斋壁以自警云。”又曰:“此是敬之目说,有许多地头去处。”臣窃谓“地头”之说,于做工好有据依,而金华王鲁斋柏排列地头作此图,明白整齐,皆有下落。又如此,常宜体玩警省于日用之际、心目之间,而有得焉。则敬为圣学之始终,岂不信哉!

显然,李滉意在凸显出张栻主敬思想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不仅对南宋大儒朱熹受益,激励朱熹为提高敬的道德修养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而且对李滉自己注重日常、心目处体玩持敬,把握圣学道德修养都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日本学者高畑常信等从“仁”“心”角度研究张栻思想

20世纪起,随中国湖湘学的著作、注解、翻译、解读以及湖湘学人物思想研究、专题研究逐渐成为海外湘学关注的课题,日本学界著述撰文包括张栻《南轩集》思想的传播、研究、发展湖湘学的兴趣也处于一种浓厚状态。日本学者的研究角度多集中在张栻“仁学”方面。如高畑常信以张栻胡宏学术思想的渊源、张栻与朱熹学友关系为视角,研究张栻仁学思想。高畑常信关于张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标志日本湖湘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1.高畑常信从“仁”的角度,以《张南轩集》为主要文献来源,重视张栻《癸巳孟子说》,并辅以朱熹《朱子文集》、胡宏《五峰集》《知言》等文献,关注张栻仁学思想。高畑常信充分利用《张南轩集》中的《仰止堂记》《敬简堂记》等材料发掘张栻仁学思想。其次,高畑常信重视张栻《癸巳孟子说》。高畑常信重视《癸巳孟子说》中体现张栻仁说思想的材料,例如《梁惠王上》《告子下》《公孙丑上》等,并辅以朱熹《朱子文集》中《敬斋箴》《又论仁说一》等加以佐证。高畑常信还利用胡宏《五峰集》《知言》等文献中对阐释张栻仁学思想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复斋记》《求仁说》等。基于诸多文献材料,高畑常信能够在张栻师承的基础上,重视张栻同朱熹的学术交流及相互影响,详细描述张栻不同阶段的仁说,深刻反映张栻仁说的变化过程,多角度阐释张栻仁学思想。

2.张栻师承胡宏,延续胡宏思想“心”的因素,楠本正继从“心”的角度,概述张栻求仁之法。楠本正继以《南轩文集》中《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桂阳军学记》等为文献资料,阐释张栻求仁的方法,说:“南轩受教于五峰之思想,以‘心’为重要的出发点论学。大概依据南轩,孔子之仁是人心。所以在目视、耳听一切动作之际,说道而以为有外是错误的。然而,此人心如胡五峰说的那样,是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存在,恐怕当求仁之际毫厘之差会带来天地之误,必须思考求仁的方法。于是其方法是孟子夙来所提倡的,所谓知道恻隐之心是仁之端,要在这里求之是南轩的想法。事亲从兄、应物处事的场合,即在家庭社会等生活场景里发现人心之端绪。因此能默识于诚而存之,扩充而实现之,生生之妙,油然足于心中则能得仁之大体。及其至极而到达与天地合德,与鬼神同作用的广大境地。”

(三)日韩学者张栻仁说思想研究的异同

相对于日本学者张栻仁学研究中对张栻的师承关系、张栻与朱熹的学术交流的重视,韩国学者张栻仁说研究,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性。

以现当代日韩学者高畑常信、苏铉盛的张栻仁学研究为例。作为现当代日本、韩国比较知名的学者,高畑常信、苏铉盛都重视张栻的学统,重视湖湘学研究。高畑常信在《宋代湖南学研究》中明确把日本研究湖南学(湖湘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湖南学的有楠本正继、友枝龙太郎、冈田武彦等日本学者。这些日本学者研究湖湘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就湖湘学而研究湖湘学,而是以朱子学的立场来研究湖湘学,用湖湘学来说明朱子学。显然,这些学者研究湖湘学是为了全面、深入研究朱熹学服务的,湖湘学成为其研究的“配角”。第二阶段研究湖湘学的有高畑常信、福田殖等人,他们从湖湘学的立场出发研究湖湘学,其研究虽然涉及到朱子学,其目的是用朱子学来说明湖湘学。故而,其研究湖湘学的角度和深度都会大于第一阶段日本学者研究湖湘学的角度和深度。所以,高畑常信研究张栻仁学思想,一定不会忽视湖湘学统,一定会探究张栻的师承渊源。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其研究框架的需要,同时还是为更深入探讨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张栻对仁学丰富、发展的需要服务。与高畑常信的目的相似,苏铉盛也很重视张栻的师承关系,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湖湘学统的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以张栻拜师胡宏的时间(1161年)为点,说明拜师前,张栻以颜渊为榜样,以仁为志向,探求为仁之方,致力于学习儒家思想;拜师后,张栻致力于探索求仁,为建构其仁学思想而不懈努力。

其次,高畑常信、苏铉盛都重视朱熹与张栻的学术联系。朱熹是张栻最为亲密的学术诤友。朱熹、张栻之间的论学、问学,对两人的学术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故而,高畑常信、苏铉盛在研究张栻仁学思想时,都极为重视朱熹,这说明,高畑常信、苏铉盛在研究张栻思想时,所采取的立场一致,都是用朱子学对以张栻为主要代表的湖湘学进行说明。基于此,高畑常信在《宋代湖南学研究》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湖南学与朱子》,探讨朱熹、张栻之间的学术联系和相互影响,主要目的是更全面、深入、系统阐释张栻仁说的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张栻四十岁后,受朱熹“已发未发说”思想的影响,张栻仁说发生了巨变,“逐渐从湖南学立场向朱子学立场转移。”与南宋湖湘学学者和近现代一些专家对于张栻“叛逆”之举的反驳和责难不同,高畑常信从张栻强调“克己”的修养方法的角度出发,称赞张栻活化了湖湘学传统,他说:“作为修养方法,张南轩特别强调‘克己’,这可以认为是活化了胡五峰以来湖南学的传统。”苏铉盛重视朱熹与张栻辨学对张栻仁学思想的影响,专门写了《张栻早期仁学思想考》《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辩论》论文,并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张栻哲学思想研究》中有一节《论朱熹<仁说>》。

高畑常信、苏铉盛都认为张栻仁说有一个变化阶段。如,高畑常信把张栻仁学思想,分为早期思想(20至30岁阶段的仁说)、30-40岁阶段的仁说、晚期(40岁以后)仁说思想。他认为,这种分法最适合研究张栻思想的变迁:“我们研究张南轩的思想的时候,以受到朱熹的影响的时期为分界线,分别前后进行分析最合适。”高畑常信认为,在此基础上,分析张栻思想(尤其是仁说思想)的发展过程,就会能够“连续地把握他(张栻)的思想变迁。”苏铉盛将张栻仁学的发展和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裒集旧编《希颜录》,编纂《洙泗言仁录》,到修订《希颜录》,第二个阶段是从争论观过知仁、以觉训仁、朱熹《仁说》,到自作《仁说》。苏铉盛认为张栻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南轩思想已经有所变化,即重朴素实际的求仁之方,同时追究仁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原理之阐释。”在第一个阶段内,张栻、朱熹两人就《洙泗言仁录》的有关仁的理解和观点有差别,在第二个阶段内,张栻不满朱熹同湖湘诸儒争论以觉训仁,认为程颢、程颐仁的思想有一定的差别,都有其道理和意义,不可去此取彼,希望把二程仁的思想融进一个体系内,因而两者在宋代哲学中,对仁的新阐释具有重要意义,两者不可偏取。简而言之,朱熹、张栻关于“仁”的讨论,不但对朱张二人的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对推动宋代仁学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高畑常信、苏铉盛对于张栻仁说的研究也有差异性。如,高畑常信把张栻仁说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中期、晚期。高畑常信这种分发,使我们更加清晰考察张栻仁学思想的发展和变迁。苏铉盛则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早期、发展期。也就是说,苏铉盛把张栻仁学发展的中期、晚期合二为一了。只不过苏铉盛的分发稍微有些笼统,不容易考察张栻仁学的发展和变迁。苏铉盛使用《孟子说·公孙丑上》作为张栻亲作《仁说》的证据。苏铉盛在其博士论文《张栻哲学思想研究》中,引用张栻《孟子说·公孙丑上》“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义礼知皆具于其性,而其所谓仁者,乃爱之理之所存也。……虽然,四端管乎万善,而仁则贯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为仁之要也。学者欲皆扩而充之,请以克己为先。”苏铉盛这样做所要表达的信息有三个:其一是该引文和张栻《仁说》相比,说明张栻《仁说》和《孟子说·公孙丑上》两篇文章的话语、思想等方面都是一致的;其二是该引文是张栻《仁说》的一个充实的解释;其三是该引文是乾道九年(1173)张栻完成对《孟子》的注释,这刚好是张栻《仁说》完成的时间,说明该引文所传递的仁的思想与张栻《仁说》的思想互相照应,是张栻作《仁说》的证据。

(四)日韩学者张栻思想研究用力范围的差异

日本江户时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逐渐取代日本的佛学走向兴盛,这一时期,湖湘学文献成为日本政府十分钟意的书籍,尤其是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湖湘学主要文献如《张南轩集》等倍受青睐。但是日本学界对湖湘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胡安国、胡宏著述的关注与研究,鲜有张栻思想的研究成果问世。16世纪,朝鲜李朝正是朱子学兴盛高峰之时,张栻之学(包括其后学)也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相对于日本,韩国张栻思想研究成果及研究力度与范围则更大、更广。

儒学在朝鲜半岛产生广泛影响背景下,李滉较早地对“湖湘学”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展开全面、系统性的研究。李滉不仅以个案形式湖湘学诸儒思想,包括张栻的主敬说、张栻“无所为而然”思想、张栻对血气和义理之“怒”的不同态度等,而且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张栻后学,试图展示或研究湖湘学同朱子学、婺学等之间的学术联系和相互影响。

其一,李滉强调君子学习修养的目的就是为己,这种为己就是他所推崇的张栻“无所为而然”:

所谓“为已”者,即张敬夫所谓“无所为而然”也。如深山茂林之中,有一兰草,终日熏香,而不自知。其为香,正合于君子为己之义。

李滉所谓张栻“无所为而然”,是张栻对待圣学的态度。张栻认为,学者研治孔孟,需要得其门而入,而辨明义利正是“入学之门”,张栻在撰写《孟子说》时,曾多次强调潜心孔孟,莫先于义利之辩。张栻认为“无所为而然”就是义,“有所为而然”就是利,这两者之分即义利之分。圣学“无所为而然”,是天理之所存,是命之所以不息,性之所以不偏,圣教之所以无有穷尽的原因;而那些“有所为而然”者,都是人的私欲,尽管人之私欲有深浅的差别,但为一己私利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它们并非天理之所存。

张栻对于血气和义理之“怒”的不同态度,李朝学者、李滉学生李宏仲曾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向李滉请教:

张南轩曰:“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均是怒也,而有血气、义理之分者,何也?盖情者气发而理乘之者,其于忤逆之来,怒发而当理,则是义理之怒,怒发而不当理,则是血气之怒。何者?怒之之时,理得为主而气听命焉,则是义理之怒也。发之不中,惟气是行,而理遂隐焉,则是血气之怒也。所谓义理非在外者,即所乘之理也。所谓血气非由外至者,即所发之气。然则气与理相为胜负,气粗而胜则理负,理达而胜则气顺也。

李宏仲从理与气相为胜负关系解读张栻的这一思想,开辟了一个全新诠释张栻天理人欲之分、重义利的义利观,故而受到李滉的首肯“此言甚当。”这说明,李朝学者对湖湘学思想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东流并有所创新的湖湘学文献字面所传递的湖湘学思想,而且能够用学术创新的视角,深度发掘湖湘学人思想的精髓,推动朝鲜儒学的发展。

正是因为张栻对圣学采取以义为价值取向的“无所为而然”,与李滉所强调君子学习“为己”的价值取向相契合,所以李滉在为学上,推崇张栻的这种价值取向,将其用于治学、教育、道德修养等诸多方面,这是李滉对湖湘学思想的吸收、借鉴,并将其接受成为其湖湘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服务于朝鲜经济社会发展,在李朝产生重大影响,直至今天依然对韩国的教育、科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李滉的研究还包括对张栻诸门人诸如吴晦叔、游九言等人思想的概述。

李滉肯定吴晦叔“巧言令色”为圣人教人实下功夫。李滉认为,吴晦叔拜师胡宏,学习其学问之方,以明理修身为要旨;胡宏死后,吴晦叔仍然坚持学习湖湘学,又师从胡宏的堂弟胡实、侄子胡大原、胡宏弟子张栻,学问以胡氏为宗:

朱子撰公《行状》略曰:君名翌,字晦叔,建宁府建阳县人。早孤,游学衡山,师事五峰胡先生,闻其论学,一以明理修身为要,遂捐科举之学。先生(胡宏)既殁,又与先生从弟广仲(胡实)从子伯逢(胡大原)门人张敬夫游。又上稽圣贤之言,中揽儒先之论,参伍辨订,虽不主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为宗。

由此可见,李滉主张,吴晦叔与湖湘学的胡宏、胡实、胡大原、张栻有师承渊源,其思想自然是湖湘学的一部分。从朱熹所写的行状,可以窥知吴晦叔思想主要是:“巧言令色”“刚毅木纳”是圣人(孔子)的为仁之方。李滉曰:“‘巧言令色’‘刚毅木纳'两条,以为圣人所以开示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朱熹)熹犹有疑焉。盖此正是圣人教人实下功夫。”

李滉认为,吴晦叔的学术思想不仅得到湖湘士子的认可,“张氏门人在衡者甚众,无不从君(吴晦叔)决所疑”,而且从朱熹《答吴晦叔》十三封信来看,吴晦叔对朱熹影响不可小觑,而且朱熹对此也直言不讳,“熹久辱游从,多蒙规益。”故而,朱熹在《祭吴晦叔文》中,对吴晦叔给予高度评价:“维君学造深微,行履绳约。交朋友尽切偲之义,处兄弟竭怡怡之欢脱。屣势荣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川逝而不留。”

李滉对游九言心学的见解。游九言,字诚之,初名九思,号默斋,谥文靖,建阳人。据《闽书》载,游九言拜师张栻,“九言始学于栻,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李滉认为游九言是张栻的高足,“公(游诚之)南轩先生高弟也。”由此可知,张栻之学远传福建,是湖湘学跨越地域传播的具体体现。

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没有具体展开游九言的太极无极论,只有一句评价“闻者服其简。”他认为,读者称赞游九言把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解释的很简单,易于了解,这和《闽书》《宋元学案》《闽中理学渊源考》的评价“读者称之”基本一致。李滉认为,游九言在传承张栻心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欲加太极、先识吾心”,“觉者亦心”的心学思想;通过与张栻、朱熹进行学术交流,提出注重“以觉求心,以觉用心”的道德修养论,以游九言为桥梁,朱熹朱子学和张栻湖湘学之间加强了学术沟通,故而游九言受到朱熹的称赞,朱熹曰:“游诚之来访,其人开爽,有用之才也,极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潜义理工夫,所就当益可观耳。”朱熹认为,游九言年近五十岁,还在为学术奔波并取得心学成就,“乃能断置如此,则其长处亦不可诬也。”

李滉还把胡大原、胡大时思想录入《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外集·宋季诸子》中。李滉对于胡大原、胡大时思想,没有进行梳理与概括,仅把朱熹《答胡伯逢》四书中的两书、《答胡季随》十五书中的两书置于《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外集·宋季诸子》中,这说明,尽管李滉涉及到胡大原、胡大时的思想,但基于其忠于朱熹朱子学,只是借朱熹给胡大原、胡大时的信,更深入、更全面阐释朱子学,凸显朱熹思想对湖湘学思想的指正与评判,而不是借朱子学来诠释和提出湖湘学,反映出李滉重朱子学,而轻视湖湘学的立场。

简言之,日韩学者研究张栻思想的差异性,反映出两国学者对张栻思想的认知、研究呈现出层次差异性、程度不同性的一面,说明张栻思想在日韩的接受和传播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中国学术界积极拓宽、精研包括张栻思想在内的湖湘学在日韩,乃至整个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概括起来,需要做好三点工作:

其一,创造条件开展湖湘学文献的追踪和调研工作。根据黄遵宪、杨守敬、绍荃孙、罗振玉、贺伦菱、董康盛宣怀、傅增湘等前辈的经验和提供湖湘学文献流传海外的线索,利用出国游学、海外代购网、海外留学生帮忙查找、购买,到域外参加学术交流会等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不可否认,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到日本、韩国等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科研机构查找湖湘学文献是最好的选择。据1992年天津图书馆联合中国各大图书馆的调查,湖湘学,甚至湘学的和刻本汉籍主要分布在北大、辽宁、大连、上海、南京图书馆等5个“中心收藏馆”,华东师大、北京及天津图书馆等10个“主要收藏馆”以及其他53个图书馆的“一般收藏馆”。从这些和刻本汉籍中调研湖湘学文献,或者湘学文献,相比到日本进行调研,便捷度不言而喻。其二,通过频繁的学术交流“走出去和请进来”。包括《张栻集》在内的湖湘学文献东传日韩等国家或地区的时间、方式、保存地以及域外学者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成果等等问题,需要我们走出去,采取购买、影印等方式,力争使之回流中国,为研究湖湘学提供有益补充的便捷;传播湖湘文化有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首先,充分利用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海外交流中心等文化传播机构,开展湖湘文化的海外交流;其次,注重湖湘文化研究成果的输出,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著作的翻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向海内外传播湖湘文化,开展全球化的国学大典、湖湘文化成果评奖等活动,达到湖湘文化海外传播的目标。此外,还有组织师生到境外去进行学习交流,主办国际学术交流会等等。其三,把湖湘学研究领域放在日韩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就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对域外体现湖湘学精髓的《春秋胡传》《知言》《张南轩集》《读史管见》等文献进行编目,形成一个湖湘学系统,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把这些文献以汉文的形式进行编目,便于国内专家、学者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

胡杰,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联系方式

手机号:13550358489;邮箱:2753178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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